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1）

現(xiàn)代醫(yī)藥的起源與我們對色彩鮮艷的布料、織品的興趣以及生產(chǎn)這些東西的染料密不可分。顏料來自于一項新的發(fā)明——煤氣燈產(chǎn)生的副產(chǎn)品。
    在18世紀90年代，發(fā)明家威廉姆•默多克在幫助康沃爾郡的錫礦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如果煤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燃燒，會釋放出一種易燃的氣體，這種氣體“燃燒時的亮度更高”。1794年，他位于里德魯西的房子被這種“煤氣燈”照亮。1807年，倫敦的波邁街（Pall Mall）也被煤氣燈照亮，還有1813年的威斯敏斯特橋、1816年的巴爾的摩城、1820年的巴黎，同樣被這種煤氣燈照亮。又過了幾年，默多克的煤氣燈開始在世界上多數(shù)發(fā)達的城鎮(zhèn)發(fā)出光芒。
    有著豐富煤資源的英格蘭，并非是唯一一個有以下發(fā)現(xiàn)的地方：這一神奇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一種讓人意想不到的東西——一種黏稠的、有臭味兒的殘渣，即煤焦油。
    1834年，德國化學家弗雷德里克•朗格，用苯來做原料。苯是煤焦油的一種構成成分，而煤焦油是當時迅猛增加的、一種看似多余的東西。朗格用一種石灰的氯化物來處理苯，產(chǎn)生了一種藍色的物質，朗格將之命名為苯胺（阿尼林）。其他的化學家也有了相似的發(fā)現(xiàn)，并給它們起了不同的名字。1855年，德國化學家奧古斯都•威爾赫姆•范•霍夫曼看著這些化合物，意識到它們是同一種物質。他將之稱為阿尼林。
    或許，它們的色彩給了霍夫曼提示，或許也給了弗雷德里克•朗格某些啟示?；舴蚵澝缽拿航褂吞釤挸龅陌⒛崃值纳?，開始研究它除了漂亮以外的更重要的作用。
    在艾伯特王子的要求下，1845年霍夫曼被請到了英格蘭，成為倫敦新的皇家化工學院的創(chuàng)始成員。他的“第一個化學情人”是阿尼林。阿尼林的性質令他著迷，部分原因在于相關化學物質屬性相似的特性。這提出了某種緊迫的可能性，即如果這些物質的分子結構被研究出來的話，它們的分子結構應該會表現(xiàn)出相似性。這樣就能解釋它們的外在特征以及化學特征為何相似。苯是由霍夫曼的一個英國學生從煤焦油中提取出來的。苯是霍夫曼所稱的包括阿尼林在內的“芳香族”分子中的核心?；舴蚵o它們起名芳香族是因為它們氣味芳香。
    確定分子結構的技術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在化學家們判斷構成這些物質的成分方面還是有效的。例如，苯是C6H6，盡管這些碳和氫組合到一起的方式還是個秘密這個問題的解決是科庫勒以其著名的方式完成的，即他夢到一條蛇吞下了自己的尾巴，然后，醒來時意識到苯是個環(huán)。?；舴蚵暗娜艘粯?，想要合成奎寧。1849年在給皇家化工學院的報告中，他建議：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2）

……顯然，萘與奎寧在成分上，只差相當于兩個水的等價物，只需要通過獲取兩個水，就能變成奎寧。當然，我們不能指望通過把水放到它的周圍就使水融合到它的成分中，但是，一次恰當?shù)膶嶒灴赡軐崿F(xiàn)這樣的結果……
    四年以后，一個叫做威廉姆•帕金的15歲的小男孩，來到了皇家學院，在霍夫曼的麾下作研究。對于一個對化學著迷的少年來說，沒有比霍夫曼更好的導師了。這不僅僅是因為霍夫曼的才氣，還因為他對同事以及化學的熱愛。他的一個學生回憶說，“為什么不為霍夫曼工作，甚至是做奴隸呢？”“跟霍夫曼一塊兒工作，觀察他有了一個新的結論之后的喜悅，或者當他沒有得到根據(jù)理論可以得出的東西的時候，他那哀憐的表情，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魔力。他會一邊深深地嘆一口氣，一邊悲哀地咕噥著，‘又一個夢滅了’”。
    霍夫曼生活的自然界充滿了神奇。帕金記得，霍夫曼在實驗室里滿意地轉悠，贊美著實驗室里比比皆是的第一次得到的新的化合物，并加入到學生們的探索中。“取一點兒物質放進觀測杯中，他用腐蝕性堿來處理，立刻就得到了一種美麗的猩紅色的鹽。他以他特有的眼神滿腔熱情地看著我們，他會立即解釋說，‘先生們，新的物質就在空氣中飄蕩’”。
    生活在一個把“人工的”當做貶義詞的世界里，很難想象這些色彩看起來那么新鮮、神奇，很難理解“人工的”程度意味著人的才能與自然的完美的結合?；瘜W有著能提供化合物的潛力，化學對化學家的吸引力既是審美的，也是智力的。帕金和他的一個朋友阿瑟•丘齊，都是繪畫的發(fā)燒友。色彩吸引著他們，也喚起了他們的好奇心。盡管霍夫曼把色彩當做是物質化學性質的一個有趣的提示，但帕金和丘齊把它本身看得更重要。1856年，帕金和丘齊向皇家協(xié)會遞交了一份名為“關于一些新色彩事宜”的報告。蒸餾法讓他們獲得了橙色、深紅色以及深黃色，“同時伴以類似紅紫酸銨的某種光澤”。
    紅紫酸銨是一種奇怪的物質。它最初被發(fā)現(xiàn)于一種錐形的骨螺類海螺中，這種螺被砸碎以后可以釋放出微量的珍貴的紫色染料。（有個古老的荒誕的說法，講的是赫拉克勒斯在地中海岸邊遛狗，他的狗咀嚼了海螺，嘴被染了色）羅馬人珍愛這種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的稀有——需要超過10000只海螺才能染紅一件寬大的外袍。1776年，德國化學家卡爾•威廉•謝勒使用人體腎臟中的尿酸跟膀胱結石人工合成了紅紫酸銨。接下來，一個叫威廉姆•普拉特的醫(yī)生對這類石頭引起的醫(yī)學問題十分感興趣。他發(fā)現(xiàn)含有更豐富的尿酸資源的是蟒蛇的糞便。（像鳥類一樣，爬行動物排泄廢物蛋白質的含量要高于哺乳動物）經(jīng)過化學轉換，普拉特得到了紅紫酸鹽。因為這種紫紅色代表著腓尼基海螺，所以，他稱之為紅紫酸銨。依此推理，他提出這種紅紫酸銨可能用做染料——但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3）

    關于霍夫曼從煤焦油的殘渣萘中提取奎寧的這一想法，帕金說，“我有足夠的信心來做這一課題”。1856年春夏，帕金將其業(yè)余時間都花在他父親位于倫敦東區(qū)的房子頂層的一個房間里。屋子里縈繞著氨水散發(fā)出的臭味兒，房間被有關涂料和攝影之類的實驗包圍著，一張污跡斑斑的桌子見證了他所有的努力。最終，他改變了世界。
    帕金試圖生產(chǎn)奎寧，眾所周知奎寧是無色的，而他最后得出了某種紅色的東西。為了弄明白自己到底錯在哪里，帕金又做了一次相似的實驗，不過這一次他使用的是苯胺作為開始材料。這一次，他得到的東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黑色物質，接下來，在清洗他實驗用的長頸瓶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用酒精沖洗后，留下了一種令人驚異的顏色。帕金生產(chǎn)出了紫紅色。
    他發(fā)現(xiàn)，這種顏色可以染絲綢，即便經(jīng)洗滌并晾曬在太陽下，這種新的紫紅色纖維也能保持其外觀。在8月末的時候，他申請了專利，開始探索他的這一發(fā)現(xiàn)作為商業(yè)染料的價值。它的商業(yè)價值爆炸式地體現(xiàn)出來。
    1858年，維多利亞女王身著紫紅色衣服參加了她的大女兒的婚禮。接下來，在1862年，她又身著紫紅色衣服現(xiàn)身倫敦大展覽。在1858年至1862年間，查爾斯•狄更斯在他的《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中說，帕金的紫紅色使得提爾人的紫色看起來“沉悶、枯燥、粗糙”。成就了帕金的財運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們對該色彩的狂熱喜愛，這刺激了合成染料工業(yè)的發(fā)展。染料工業(yè)的目標是充分利用藏在煤焦油中的彩虹般的色彩。帕金本人又研制出了大不列顛紫羅蘭色、帕金綠色，以及以商業(yè)的手法生產(chǎn)的鮮亮的紅色。其他闖到這個領域的人，除了研究黃色、紫羅蘭色、藍色、黑色之外，還研究與這些顏色有關的深深淺淺的不同色彩。到了1863年，甚至已經(jīng)有了一系列的紅紫色，以它們的發(fā)明者的名字被命名為霍夫曼紫羅蘭色。這是一個最初沒有注意到色彩商業(yè)價值重要性的人所做的遲來的貢獻。這是一個嶄新的、全然讓人料想不到的化學世界：用人造的力量造就出的一個強大的、有重要意義的世界。
    人工染料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僅表現(xiàn)在時尚和經(jīng)濟方面，也表現(xiàn)在刺激有機化學的發(fā)展方面。一個曾經(jīng)專屬學術領域的課題變成了有著巨大工業(yè)價值的實物。這就是人們所見到的科學的進步，它以可視的、生動的方式提醒著人們發(fā)明的力量以及它給人們的生活增添色彩的希望。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4）

人們在生產(chǎn)染料早期就有了對毒性的擔憂，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在生產(chǎn)某些染料過程中使用的砒霜可能帶來的危險的一種反應。這種關切幾乎立即被放大成為一種普遍的認識，即所有的苯胺染料，甚至是所有的化學家的創(chuàng)造以及遍及各地的工廠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都天生具有毒性。住在英格蘭北部的釀酒師發(fā)現(xiàn)，用泰晤士河水生產(chǎn)出來的啤酒，品嘗起來味道有點兒令人愉快的苦，這種味道是河水中存在的某種分子的屬性?？辔端幔瓷鲜鲇懻撝械姆肿?，開始被北方的釀酒師們加入到啤酒生產(chǎn)過程中，以謀求相同的效果。即便是化學家們能夠確立分子的相似性——向人們展示加到伯頓啤酒中的苦味酸跟倫敦的泰晤士河水中含有的苦味酸是同一種東西，但人們疑惑的是，一個分子的效力是否并不取決于它的分子結構，而是取決于它的來源？自然地獲取苦味酸的啤酒是不是比有人通過長頸瓶向里面點入這種成分的啤酒更安全？
    在發(fā)展染料工業(yè)方面，多數(shù)的關鍵起步都是由英國人完成的。法拉第發(fā)現(xiàn)了苯，曼斯菲爾德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從煤焦油中大量地提取苯，帕金和他的同仁們發(fā)現(xiàn)了許多早期的色彩。盡管如此，1861年在艾伯特王子死后，霍夫曼發(fā)現(xiàn)英國人已經(jīng)不再對科學感興趣了，他們只是把科學當做業(yè)余愛好。霍夫曼回到了德國。他甩在身后的英國化學家們，因該國缺少相應的鼓勵機制來促使競爭性的商業(yè)興趣去開發(fā)新的化學產(chǎn)品而受到?jīng)_擊。英國開始喪失早期領先于德國的競爭力。
    19世紀后半葉，德國在工業(yè)化學和醫(yī)藥研究方面處于領導地位。俾斯麥•布朗，在新的色彩的萬神殿中快速地加入英格蘭紫羅蘭色的行列中。帕金在英國創(chuàng)立的工業(yè)，在萊茵河畔的發(fā)展比在泰晤士河畔的發(fā)展更加生機勃勃。有益于專利發(fā)明的法律、政府激勵以及比較有思想的企業(yè)家都促進了德國化學、醫(yī)藥工業(yè)的發(fā)展。至關重要的是，具有科學思維的英國人因為他們的工作商業(yè)化而感覺受到輕視。一個被派去參加1837年英國利物浦科協(xié)科技進步會議的德國代表說，“英國沒有科學的土壤”?？茖W被當做紳士的業(yè)余愛好，這已經(jīng)達到了損害性的程度。“那兒有的只是淺薄涉獵，英國的化學家恥于被人知道化學家這個頭銜，因為化學家被當做了藥劑師，而藥劑師是受到輕視的”。
    到了1879年，德國一共有17家染料工廠，而英國只有6家。當?shù)谝淮问澜绱髴?zhàn)爆發(fā)的時候，德國的染料供應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三。盡管英格蘭是化學工業(yè)的誕生地，但它所需求的染料有80%是從德國進口的。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5）

染料對醫(yī)藥研究的直接重要性，在于通過它們的效能揭示健康與疾病的進程。它們在這個方面的應用已經(jīng)很久了。1566年，茜草——一種古代的蔬菜染料，被認為會傷害以之為食的綿羊。動物的骨頭會變紅。100年以后，一個法國的解剖學家雷蒙德•維厄桑（Vieussens），將溶有藏紅花的白蘭地酒注射到動物的頸部，將之推至它們的頸動脈，以觀察它們大腦的哪一部分會變色。
    與此同時，在英格蘭，羅伯特•虎克用“磨得很鋒利的鉛筆刀”在軟木塞上切下薄薄的一片兒。他使用了一種新的工具來對之進行觀察，這就是顯微鏡。列文•虎克用顯微鏡向人們展示的“微生物”應該就是改變了世界的某種重要的東西。這給人們提供了以生命運作的方式了解至關重要的新事物的機會。假使它能點燃人們對它應有的興趣，就可以讓人們在比巴斯德早一個世紀的時候就接受細菌理論。在羅伯特•虎克切軟木塞的幾年之后，列文•虎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跟皇家協(xié)會聯(lián)系后，列文•虎克展示了他的研究。1674年，列文•虎克給皇家協(xié)會寫了一封信，里面附有他的一些準備材料——薄薄的一片兒軟木塞、一根剛毛，以及“老母牛的視神經(jīng)”。
    在之后的信中——寫于1714年，列文•虎克向皇家協(xié)會匯報了他將這些薄片與彩色的染料相結合的成果。像維厄桑一樣，列文•虎克使用了藏紅花。他想比較一下一只胖奶牛的肌肉與一只瘦奶牛的肌肉，他寫道：
    因為這些纖維都是切得盡可能薄的薄片，它們如此的透明以至于幾乎無法辨認。我在白蘭地酒中浸軟了一點兒藏紅花，這樣使得肌肉顆粒能夠被看見。我只是用酒把它們弄濕，這樣，它們就都呈現(xiàn)出了亮黃色。
    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后來，沒有多少人讀到列文•虎克的這封信。一個哈佛的解剖學家——弗雷德里克•劉易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也做了這個實驗。他對自己的發(fā)現(xiàn)如此興奮，以至于他反復地重復著實驗，將藏紅花放到波士頓自來水中慢慢煮，然后將之應用到薄薄的肉片兒上，發(fā)現(xiàn)“這些肌肉纖維發(fā)出一種金黃色的光”。
    很久以前，人們就將染料添加到植物的土壤和水中，讓百合長出朱砂色的粉末斑點兒，或者用藏紅花來使玫瑰變成黃色。但是，18世紀初，一個里昂的耶穌會士的牧師，也是個自然哲學家，尼古拉斯•薩拉拜特，采用一定的技術來弄明白植物是怎樣運作的。他使用的是美洲桑陸果的漿果，發(fā)現(xiàn)漿果的顏色滲透到研究中使用的植物的根的最小的分支中。當研究中的植物被洗凈之后，斑點兒依舊在，并清晰地勾勒出了該根缺少表皮的部分，植物的外皮讓養(yǎng)分和水的傳遞得以完成。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6）

盡管有了這些暗示，但是人們對這一理論價值的理解仍是緩慢的，即染料能夠給一個有機體中被選擇的部分進行著色，這向我們打開了一扇理解生命內部工作機理的窗戶。茜草引起了人們的興趣，1736年，英國的一個外科大夫約翰•貝爾齊爾，坐下來吃一頭用茜草喂大的豬時，發(fā)現(xiàn)豬的骨頭和牙齒都是紅色的。他記錄道：“肉和軟骨部分的色澤和味道絲毫沒有受到這種改變的損害。”
    在接下來的20年中，有選擇地染色植物結構的嘗試，帶來了雜亂的成功。查爾斯•博內，一個對科學有著濃厚興趣的瑞士律師，使用茜草、玫瑰以及黑墨水給豌豆和豆類的根染色。他認為，他的這一努力“只是微弱的嘗試”，但這一方法是“一個豐富的源泉”。他把樟腦放到白蘭地中，然后將之注入一棵活梨樹中，樹的葉子散發(fā)出樟腦的氣味兒，而它的果實似乎并沒有什么變化。在讀了博內1754年的著作之后，一個叫喬治•克里斯丁•理查爾的醫(yī)藥專業(yè)的學生，用紅色的著色斑點證明了植物的螺旋形管道是用來輸送體液的，而不是空氣。
    從這兒起，人們對有選擇地為植物著色的興趣更濃了。一個英國醫(yī)生約翰•希爾使用洋紅和石墨證實了他1770年的作品——《木材的結構》。通過用染料來著色，樹用以輸送維持生命的液體的導管能夠被“美麗地發(fā)現(xiàn)”。希爾研發(fā)了一種用以切著了色的木頭的機器，這是對羅伯特•虎克的磨得很快的鉛筆刀的一個巨大的改進。他還發(fā)明了使所需要的薄片僵硬和漂白的方法。
    威廉•弗雷德里克•范•格里陳，將自己沒有希望的起點轉向了一份在宮廷和軍隊取得成功的職業(yè)。他將自己的后半生花在了科學上。受約翰•希爾的著作以及列文•虎克的微生物學的影響，1777年，他介紹了靛青和洋紅能夠證實這些微生物的世界：
    食用了茜草根的動物的骨頭被染了色，這讓我產(chǎn)生了這一想法。所以，我用洋紅色給水染了色，然后把它灌輸?shù)叫←溨校@些小麥中云集了耷拉著耳朵的最大有機體以及小的卵形的微生物，云集的時間已長達幾個月之久。
    這些微生物可能是小的，但范•格里陳感覺它們吸收染料證明了，它們至少以某種方式像大型動物一樣吃喝。1830年，克里斯丁•哥特弗雷德•艾萊恩伯格弄清楚了，只有某些染料才有利于動物的吸收。他指出，“這些實驗，需要有機染料”。鉛和染工經(jīng)常使用的一些其他物質，對他想要研究的動物是致命的。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7）

植物實驗處于主導地位，然而，19世紀，人們在更大的動物身上進行染色實驗的興趣開始增強。1851年，阿方索•考蒂侯爵使用洋紅色來說明內耳的結構。“在顯微鏡下，我發(fā)現(xiàn)它所有的組織都被染成了紅色，在厚點兒的地方，顏色更深一些。能清晰地看到孔，像是橄欖形的窗戶。我能輕易地認定孔里面沒有任何組織，我能夠依據(jù)它們的全然不同來辨認出它們的邊界”。他描繪了神經(jīng)傳播所沿著的小孔，這些小孔通過染色被第一次展示出來。侯爵指出，洋紅色顯示了細胞的核子。這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觀察，這一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在“一個德國的重要期刊中的一篇重要論文”中，這本應該贏得關注。但是，19世紀中葉的世界，解剖學、生理學以及化學越來越由成功的德國人主導，所以，“它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因為它是用法文寫的”。
    看看在顯微鏡下工作的那些人的名字，你會對德國人成功的原因有一個深刻的印象。那兒的工作由專業(yè)人士從事，得到了學會和大學的鼎力支持。而英格蘭依靠的都是一些對研究化學嗜好的人。1857年，奧斯本勛爵向倫敦顯微鏡協(xié)會展示了染色的麥子的細胞核，卻同時指出這“只是一個業(yè)余愛好”，他“無意于解決任何化學上的問題”。同一年，德國的天才醫(yī)生和解剖學家，赫爾曼•維爾克，介紹了青蛙的細胞核的染色斑點的價值。即便奧斯本勛爵沒能做到這些，但是英格蘭以及其他地方的主要作家都聽說了維爾克的發(fā)現(xiàn)。
    阿道夫•范•貝耶爾，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對染料著迷。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把時間花費在了物理學和算數(shù)學上面了，而后，又回到了化學上來。從1856年起，他帶著對苯環(huán)的夢想在海德堡為本生工作，從第二年起，又為科庫里效力，先是在海德堡，后來又去了根特。從1866年開始，為了回應霍夫曼的強烈要求，柏林大學任命貝耶爾為高級實驗訓導員（講師），雖然不給他發(fā)薪水，但為他提供充分的實驗空間。他專研染料，研發(fā)出了幾個新的品種，對工業(yè)和化學有著重要作用。1905年的諾貝爾獎的獲得，沒有驅散反而堅定了他的這一信仰，即一個堅持理論勝于證據(jù)的人應有的基本謙遜。他感覺，那些設計實驗只想證實他們的偏見的人是危險的，他們設計了糟糕的實驗，錯誤地解釋他們的結論，甚至會讓他們確信他們的理論太好了，不需要檢驗，這一點是致命的。范•貝耶爾說：“我從來沒有設計一個實驗來證明我是否是對的，實驗的目的只是看看這些物質是怎樣表現(xiàn)的。”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8）

亞甲基藍是一種苯胺染料。在粉末狀態(tài)下，它呈現(xiàn)出墨綠色；稀釋在液體中時，它看起來像是清澈而又讓人充滿希望的天藍。它是由希瑞克•卡羅（他參與了俾斯麥棕色的研發(fā)）與貝耶爾于1876年合作發(fā)現(xiàn)的?？_是巴斯夫實驗室（Badische Anilin & Soda-Fabric BASF）的實驗室主任。這個實驗室的建立，是為了對德國化學工業(yè)發(fā)展的偉大機會作出響應。巴斯夫實驗室在亞甲基藍上的專利是德國第一個煤焦油染料方面的專利，這對于現(xiàn)代醫(yī)藥的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F(xiàn)代醫(yī)藥，是通過羅伯特•科赫和保羅•埃爾利希的工作來開啟的。
    巴斯德于19世紀60年代在法國創(chuàng)造了奇跡，說服世界相信細菌理論。借助感染這個概念，許多人沒能完全理解的疾病一下子變得清晰起來。感染這個概念是指微小的有機體能夠侵入人體并使之由健康狀態(tài)變成疾病狀態(tài)。人們突然間掌握了以從前料想不到的方式理解、預防以及治療大量疾病的關鍵。
    盡管是巴斯德開了個頭兒，但是，這一新技術真正的閃光再次發(fā)生在德國。羅伯特•科赫于1877年發(fā)現(xiàn)了引起炭疽熱的有機體，1882年發(fā)現(xiàn)了引起肺結核的有機體，1883年發(fā)現(xiàn)了引起霍亂的有機體。他甚至為其他使用顯微鏡來進行研究的人制定了些原則——“科赫原理”——一種理性工具，用以將疾病與引起該疾病的微生物相聯(lián)系時使用。加之嚴肅的引導科學的氛圍，德國鞏固了它的領先地位。
    在科赫支持和激勵的人中，有一位叫保羅•埃爾利希。他1854年出生在斯特拉赫，這個地方位于上西里西亞——當時屬于普魯士，現(xiàn)在屬于波蘭。他孩提時代的激情和微生物學這門新的學科有著緊密的關系。當他還是個學生的時候，他就修補顯微鏡。他的表哥卡爾•維基特向他介紹了如何給組織染色，表哥后來的布雷斯勞實驗室是他后來工作的地方。維基特給他展示了苯胺染料是如何能夠給細胞以及組織染色的，向他解釋了它們的結構和關系。埃爾利希被迷住了，也被“喚醒”了，正如他后來回憶的，“喚醒了我對染料的熱愛和理解，這些東西后來陪伴了我的整個職業(yè)生涯”。他在這個學科中不斷地努力，并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的同學記憶中的他是一個有著五彩手指的男人。五年之后，他用他的染料來探究血液細胞，接下來用以探究細菌。經(jīng)過一段時間向死的動物體注射染料的努力后，他有些沮喪。埃爾利希進一步研究出“有生命的染色”，揭示出如何將亞甲基藍和其他的染料注射到活的動物體中，以及這些染料如何被活體動物消化吸收。在一些鼓勵之下，埃爾利希發(fā)現(xiàn)大自然不僅展示了她的秘密，而且也展示了多數(shù)美麗的染料的秘密：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9）

如果將少量的亞甲基藍注入到一只青蛙中，然后，切除并觀察它的一小片兒舌頭，你會看到最細小的神經(jīng)末梢都被美麗地著了色，在周圍五色的背景下，它是一種華麗的深藍。
    揭示出如何使用亞甲基藍給結核節(jié)細菌來染色的是科赫。科赫的實驗使用了正確的染料，不僅發(fā)現(xiàn)了肺結核這一古老而恐怖的疾病的病因，也向世界展示出了美麗的粉色和藍色兩種色彩。當科赫宣布他的這一發(fā)現(xiàn)的時候，埃爾利希也出席了那次會議，他坐得足夠地近，以至于他能夠清楚地注意到多年的工作給科赫帶來了什么。他們的皮膚是黑色的、皺皺巴巴的，被工作所需要的染料和消毒劑損壞了。埃爾利希在驚奇中聽著科赫的通告。他后來說，“我把那一晚當做我科學生涯中最重要的經(jīng)歷”。
    那是發(fā)生在1882年。埃爾利希生病了。在柏林的夏里特醫(yī)科大學（Charite Hospital），埃爾利希大致上是不受歡迎的，他的思想以及他的猶太教信仰都不受歡迎。然而，他精煉了科赫的技術，并在1887年使用最先進的技法向自己證明了他咳嗽帶出來的唾液中含有肺結核細菌。他發(fā)現(xiàn)了這種細菌，但還沒有發(fā)現(xiàn)相應的治療手段。埃爾利希去了埃及，希望埃及的天氣能夠有助于他肺部的康復。兩年以后，他回來了，感覺稍微好了點兒，這一次他擔任的是科赫的新的傳染病研究所的助理。
    在科赫的實驗室中，埃爾利希身處醫(yī)藥研究世界的心臟——醫(yī)藥研究世界也是個小的世界。在梅毒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的奧古斯都•范•瓦色爾曼，記得那種天才云集之地給人帶來的興奮之感：
    在如此偉大的人物中間，要是有什么合適的比喻的話，我必須說的是，保羅•埃爾利希是眾多酒中的香檳?？坪湛雌饋頁碛杏篮愕膰烂C的學術思維，他仔細地權衡和強調每一個字，蔑視任何理論，只觀察實際上的東西，并用故意精煉的語匯來描繪它，而埃爾利希則經(jīng)常冒出精彩的想法和觀點……
    埃爾利希的實驗室，放有一排苯胺染料的調色板，這是令人吃驚的一道風景。“參觀者面對的是一部色彩的交響曲”，瓦色爾曼這樣說：
    毫不夸張地說，幾千個瓶子立在周圍，里面都裝著鮮艷的苯胺染料。埃爾利希……陷入了令人感到極為刺激的想法和煤焦油工業(yè)的轉換之中。這樣，企業(yè)一發(fā)現(xiàn)某種看起來像是染料的東西，就送給他樣本。就是從這一時刻開始，他的一生的朋友，和對有創(chuàng)造性的天才的贊美，以及在德國染料工業(yè)中的偉大的名字，由此誕生。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10）

埃爾利希曾一度將他的染料置于身后，而將精力集中到看起來能夠讓動物產(chǎn)生抗感染的方式上。血清是血液在其中流動的液體的名字，這是一種清澈透明的液體，因為它里面所容納的細胞而變成紅色。通過將動物暴露在傳染病中，然后讓它們流血，埃爾利希發(fā)現(xiàn)它們的血清會形成有治療作用的特性。這種血清里面的東西中含有免疫成分。
    血清治療法再次讓埃爾利希對他的色彩著色感到驚奇。顯然，在血清中的某種東西能夠起到抗病毒的作用，特別是能夠對付像破傷風和白喉這類的傳染病。埃爾利希推理認為，這些“抗體”一定在起作用，這種東西以薩利多胺的方式，有能力鎖定特定目標，并只將目標摧毀。他第一次粗略地描述了活著的細胞產(chǎn)生抗體的方式。在1901年的一封信中，他列舉了埃爾利希應該被授予醫(yī)藥學諾貝爾獎提名的理由，指出他“比起迄今已有的有關抗體的起源方面的思想、著作，他的解釋有著巨大的不同，也更有創(chuàng)新性”。盡管如此，他的成果只是眾多對抗體起源所作的深度研究中的一個，包括埃爾利希更早時候關于血液疾病的研究成果——《肥大細胞之發(fā)現(xiàn)》（the discovery of the mast cells），以及埃爾利希在組織化學中對活體神經(jīng)纖維用亞甲基藍染色方面的成果——《活體染色》（Vital staining）。結果，第一個醫(yī)藥學諾貝爾獎，被一個錯誤地不同意埃爾利希的某些想法的人所阻擋，這個人也不喜歡埃爾利希所引起的那種“明顯的猶太人的氣氛”。
    當埃爾利希給活著的老鼠注射亞甲基藍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這種染料被神經(jīng)細胞專門吸收。染色對機體的各部分具有某種選擇性，這一特性讓埃爾利希想起了抗體似乎能選擇目標的特性。他開始尋找能夠以同樣方式運作的化學品，模仿機體自身的抗感染能力，將這些化學品只與攜帶傳染病的有機體聯(lián)系在一起，并將這部分有機體殺死。
    對埃爾利希這個人，我們很容易得到這樣一個印象，細菌和化學品讓埃爾利希身心俱疲，也能很容易想象出，比起幾十年前那些不太講求治療效果的前輩們，他們這些獲得了成功的新派醫(yī)生更不關注個體的痛苦。但這兩種印象都是錯誤的。埃爾利希既不冷酷，也沒有被任何想象中的萬能的東西搞得身心俱疲。他知道，他的肺結核可能在任何時候復發(fā)，這一點沒有人有解決之法。他在病房中工作，也在實驗室中工作。
    任何人，假如見到在病床旁的埃爾利希，在大醫(yī)院的寬敞的病房中，都一定會注意到這個杰出的男人代表著醫(yī)生中的人文主義者。我被他照看兒童患者時的親切所感動，他跟孩子們開玩笑，用愛撫來緩解他們的不舒服感，然而，在同時，我也注意到身處非人的機器中間時他的不安，這些機器的輪子上印著他的名字，由他的權威所驅動。

8.染料的發(fā)展與醫(yī)藥學的進步（11）

苯胺染料讓埃爾利希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多地了解了血液的構成要素。不同類別細胞的排列，從前不為人知，但當他用這些煤焦油的衍生品給血液染色之后，這個排列就顯現(xiàn)出來。它們呈現(xiàn)出粉紅色的光、藍色的光、綠色的光，細胞和結構發(fā)出微弱的光芒，以顯示其的存在。這一工作讓他發(fā)現(xiàn)了肥大細胞的存在，他的崇拜者推薦他應該因此而受到獎賞。肥大細胞是白細胞，大量存在于每個人的血液中，要是沒有染色的話，沒有人能夠了解到它們與其周圍的其他白細胞有什么不同。
    1891年，在圣彼得堡，尤瑞•羅曼諾夫斯基從感染了瘧疾的病人那兒抽取血樣，并對之進行染色。在用奎寧治療的病人的血液中，瘧疾的寄生蟲被明顯地損壞，這是個明確的跡象，表明奎寧這一藥品的作用在于攻擊入侵的病菌，而不是增強寄主的抵抗能力。就在同一年，埃爾利希了解了用亞甲基藍給瘧疾的瘧原蟲染色，他給柏林的兩個患有瘧疾的病人服用了染料膠囊，兩個病人都康復了。因為無法故意讓動物感染瘧疾，加之忙于白喉項目上的研究，他沒有再繼續(xù)這一發(fā)現(xiàn)。
    從1896年起，埃爾利希開始了獨立研究。他的血清研究和檢驗所在柏林開業(yè)。三年后，該研究所搬到了法蘭克福，并更名為普魯士皇家學院實驗治療所。埃爾利希與染料公司繼續(xù)合作著。他們送給他新生產(chǎn)出來的新的色彩，他試圖找到它們的新的用途。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1）

盡管德國仍然是微生物研究的故鄉(xiāng)，但其他國家仍繼續(xù)參與其中。英國人對熱帶的疾病特別感興趣。像戴維•利文斯通這樣的人，為了生存，就需要了解這些疾病，為了能幫助別人，也需要了解它們。
    利文斯通的醫(yī)藥研究與他在一些不同領域的研究是同步進行的。1813年，利文斯通出生在蘇格蘭，他與父母還有兄妹共同生活在一個出租屋中。那個房子為戴維的父親工作的那家磨坊的老板所擁有。在戴維10歲的時候，他就跟父親一塊兒干活。然而，他的教育在繼續(xù)，傍晚的時候去讀夜校，或者自己或者跟他的父親完成自學。到了23歲的時候，利文斯通已經(jīng)攢了足夠的錢來讀完醫(yī)學院，同時接受作為一名傳教士的培訓。他認為，宗教和科學是互補的。1840年，27歲的他取得了這兩方面的職業(yè)資格。
    對于一個窮苦的布道者，利文斯通證明了他自己是一個極好的傳教士，這至少部分是源于他的謙卑。利文斯通并非不管不顧人們是否對他的信息感興趣就在那兒大肆鼓吹，他很愿意以觀察和探究的方式來開始他的工作。“基督教、商業(yè)、文明”是刻在位于維多利亞瀑布的他的雕像上的格言。這在今天聽起來似乎很無聊，甚至是愚蠢的，但對于利文斯通來說，它卻是生動的、真實的。它意味著通過建立社區(qū)和溝通來實現(xiàn)救贖。醫(yī)藥在這一事業(yè)中是至關重要的。這是一種贏得朋友的方式，也是提供幫助的方式，這對生存也是必需的。歐洲人對非洲的探索，遭到疾病和外交上的困難的限制是一樣大的。1865年利文斯通出版的《贊比西河遠征敘事》（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si）中，介紹了如何從瘧疾中獲得生存的法則：
    一個藥方：瀉藥樹脂顆粒6~8粒，等量的大黃、氯化亞汞和奎寧各三粒，做成4個藥片，加上小豆蔻的酊劑，通常會在5~6小時內緩解所有的癥狀……在服用這些片劑之后，并且這些片劑的藥效還沒有過的時候，每一兩個小時服用大量的奎寧，直到跟著出現(xiàn)耳聾或者金雞納中毒癥狀，就完成了治療。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完全無能為力的事情是，隨之而來的頑固的嘔吐。
    利文斯通所開的奎寧的劑量是足夠地慷慨的，這讓他比他的前輩們更加成功，但是，他、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女兒最終都是同樣死于瘧疾。從他1865年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結合使用了如此多的不同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著人們化學家仍然沒有革命性地改變治療方法。唯一起作用的東西是奎寧。為了引起腹瀉而加到里面的其他的成分是有害的。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2）

較早一點兒，在利文斯通寫給《英國醫(yī)藥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封信（該信落款日期是1858年3月22日，出版于5月1日）中提到，在一艘剛剛離開塞內加爾海岸的輪船上，即珍珠號上，他道歉說，因為他一直太忙了，以至于他以前沒有告訴雜志的通訊員，“在處理被舌蠅咬過之后而得的疾病時，采用砒霜的想法，曾經(jīng)進入過我的腦海”。他的意思是說，他曾經(jīng)琢磨過用砒霜來治療跟瘧疾相似的疾病，但這種疾病不受奎寧的影響。這種病叫做“拿干那”。 利文斯通描述他曾經(jīng)在一匹被舌蠅反復咬過的母馬身上進行過一次機會主義的研究，當那匹母馬變得病歪歪的時候，它被扔在那兒等死。“每天我給它喂兩粒砒霜，把砒霜摻在一點兒大麥里面，大約喂了一個星期”。 利文斯通報告說，“那個牲口的皮毛變得如此光滑，如此有光澤，以至于我以為我已經(jīng)治愈了它的病”。
    盡管早期呈現(xiàn)出了希望的征兆，但那匹馬卻沒有康復，幾個月后，它舊病復發(fā)了。
    我再次使用了砒霜，但是那匹母馬形如枯槁，拒絕觸碰那些大麥。當我試圖安慰它的時候，它轉動著它那溫柔的眼睛，似乎如此哀求、如此意味深長地說：“我親愛的伙計，我寧愿死于這種疾病，也不想死在醫(yī)生手中。”這致使我不能強迫它。
    從它最初得病算起，六個月后，這匹馬死了，這時間長得足以讓利文斯通確信砒霜有助于延長它的生命。
    他隨后推薦的砒霜療法并不是什么新招兒。自1786年起，它就在英格蘭被應用，不是用來治療任何特別的疾病，只是把它作為一種全面的滋補品。醫(yī)生們錯誤地將砒霜描述為對發(fā)燒、瘧疾、頭疼以及其他一大堆病癥有療效的藥品，而實際上它對這些病根本就不起作用。砒霜緩慢地損害或者害死了所有服用它的那些人。（在服用砒霜的其他影響中，砒霜毀壞了面部的小血管。這種因果性的傷害使人們臉頰上呈現(xiàn)出一種被認為是健康標志的紅暈）
    利文斯通對砒霜治療效果的觀察，落入到了一個相似的醫(yī)療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計劃中：比起事實來，該計劃更多的是一種樂觀。那匹馬拒絕吃被利文斯通加入了藥物的大麥，它或許做的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比起它吃砒霜而死，死于疾病可能要舒服很多。真相是，砒霜確實能殺死引起疾病的寄生蟲，但是，它也會殺死馬或者人。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3）

在19世紀80年代，戴維•布魯斯，一個在澳大利亞出生而在蘇格蘭長大的人，想要成為一名職業(yè)運動員。結果，少年時代的一場曲折的肺炎使他轉向了醫(yī)藥領域。他娶了一個同事的女兒，這個女人分享著他對科學的興趣。布魯斯參了軍，加入的是醫(yī)療部隊。馬耳他的一個崗位給了這對夫婦一個機會，使他們能夠繼續(xù)二人心中共同的英雄科赫的做法。他們探尋一種不同尋常的疾病起因——馬耳他熱，這種病能夠傳染給牛、羊和人。通過用苯胺染料——龍膽根的紫羅蘭色給被感染的動物的血液染色，他們發(fā)現(xiàn)了這種細菌。
    在科赫的實驗室經(jīng)過了一段時間的研究，這對夫婦被派往非洲，調查在那兒爆發(fā)的拿干那（非洲錐蟲?。麄儊淼搅水敃r的祖魯蘭。拿干那正在大肆毀掉祖魯蘭人賴以生存的牛，但這種病也會傳染給其他的動物。布魯斯對它作了如下描述：
    馬盯著你看，它的眼睛里和鼻子里流出一種水樣的液體……在這期間動物變得越來越消瘦，它看起來很呆滯，耷拉著頭，它有些地方的皮毛變得很粗糙而稀疏……在嚴重的階段，一匹馬會呈現(xiàn)出悲慘的外觀。它就像是個稻草人一樣，只是被毛發(fā)粗略地覆蓋了一下，有些地方的毛發(fā)已經(jīng)脫落……最后，它倒在地上，衰竭而死。
    布魯斯夫婦，采用他們花費了很長時間才學會的染色技術，在被感染的動物的血液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像昆蟲一樣的寄生蟲。他們指出，這種蟲子是該病的罪魁禍首，該病是通過被舌蠅的叮咬來傳播的。為了紀念這對夫婦，這種病的寄生蟲被命名為布魯斯錐形蟲。
    貪睡病——“非洲昏睡病”，從14世紀起就被歐洲人熟知。19世紀后半葉，這種昏睡病也在傳播。1876年，一個法國的外科醫(yī)生報告說，這種病騰空了（害死了）塞內加爾的整個村子。20年后，這種病削減了維多利亞湖周圍的人口。據(jù)當代人估計，在那兒死掉的人有25萬。布魯斯夫婦跟一個叫坎特•阿爾多•卡斯特萊尼的意大利人一塊兒，在那些被感染者的血液中發(fā)現(xiàn)了一種相似的有機體。貪睡病跟拿干那都是同一種疾病的外延，這兩種病的傳播都是靠一寸來長的舌蠅。砒霜對人是有毒的。布魯斯夫婦向人們展示了它也可以用來殺死錐形蟲這對夫婦死于1931年，幾天之內夫婦兩人相繼去世。戴維臨終說：“當我走了，如果我的科學工作有什么要人們注意的話，我希望讓人們知道瑪麗（他的妻子）應該跟我享有一樣的聲譽。”。
    到了1901年，在位于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研究人員能夠用錐形蟲來故意感染實驗室中的老鼠。這至少是開辟了一條道路，來更容易地檢驗假定的治療方案。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4）

埃爾利希曾經(jīng)指出，染料能有選擇地給某些細菌染色。他將之理論化為，假如在細菌的表面存在的受體與人的細胞表面的受體不同，如果有毒物質獲得了通過這些受體進入細菌的通道，那么，有毒物質就能殺死細菌而不會殺死攜帶這些細菌的人。染色技術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智力上和視覺上的美麗的方式，讓人們嘗試著去獲取有著無限好處的治療方法。埃爾利?；貞浾f：“所以說，最初，化學療法是彩色療法。”化學療法，即使用化學來給人治病，是埃爾利希發(fā)明的一個詞。沒有哪個人更適合這個事兒了。
    現(xiàn)在的問題是向前邁一步，從概念上的突破——從理論上說，藥物能夠將目標鎖定在細菌上，走向找到一個實踐上的實證。有一些染色害死了注入了染色物質的動物，其他的染色精確地給無效的、整體上無害的有機體染色。如果毒性能被有選擇地綁定，那么，這個世界將是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
    20世紀初，一個德國的化學藥品公司——威瑞尼哥特•沃爾克化工（Vereinigte Chemische Werke）開始出售一種新的以砒霜為基礎生產(chǎn)出來的藥品，來治療貪睡病。1863年，這種化合物第一次被生產(chǎn)出來，但是，從中沒有任何更重要的東西被發(fā)明出來?，F(xiàn)在威瑞尼哥特化工廠認為它有著巨大的潛力。沒有任何證據(jù)，該公司就銷售它，銷售的原因為它是一種跟以前的藥品一樣有效的但毒性大大降低的藥品。該公司把它叫做阿托西耳，目的是把這個信息直接送到家中。這個化學藥品公司跟埃爾利希有些聯(lián)系，或許是通過這些聯(lián)系，這種藥品的一個樣品被送到了埃爾利希那里。他將之用在錐形蟲身上，發(fā)現(xiàn)是無效的，就把它放在一邊兒，然后轉向其他事物的研究了。
    接下來，在1905年，埃爾利希讀了一篇英文的論文，上面說阿托西耳對付貪睡病真的好使。檢查了一下他的工作，他發(fā)現(xiàn)論文中的說法都是正確的。埃爾利希當初的錯誤在于他將藥物用在孤立的有機體——錐形蟲上。在那些情況下，該藥表現(xiàn)出沒有效果。當把它用在被感染的活體動物身上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巴斯德研究所用以使老鼠感染貪睡病的技術，讓他能夠看到某種奇怪的事情的發(fā)生。檢驗了一下他用在孤立的錐形蟲身上的砒霜配料后，埃爾利希發(fā)現(xiàn)它們仍然沒有影響，但是將這些砒霜配料給活體動物時，它們就有效果。他意識到，實驗化學品的生物學活動，只能在活體身上，而不是在微晶玻璃中進行評估。生命，而非玻璃，是所需的工具。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5）

盡管如此，仍存在麻煩，即這種藥品缺乏保障安全的充分的選擇性。它會損害被感染的有機體，它的這種表現(xiàn)要付出的代價是難以接受的，會引起失明或者其他的問題。阿托西耳的名聲壞了，威瑞尼哥特公司所號稱的安全性是錯誤的。埃爾利希指出其他的人搞亂了該分子的結構性本質。通過一個更精確的模型，他想要知道改變阿托西耳的結構并由此改變其效果的可能性。分子的選擇性能不能被稍微提高一些，使之能繼續(xù)有效地對付貪睡病，而對感染了該病的人更安全？他說：“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必須只瞄準寄生蟲，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學會用化學物質來定位。”
    埃爾利希需要得到某種高等的“治療劑指針”，對寄生蟲盡可能地有毒，而對寄主盡可能地安全。為了換取對他的研究的資助，他同意提供任何專利權給附近的凱瑟拉染料工廠。故意讓老鼠感染貪睡病，埃爾利希試用了超過100種不同的染料，來看看他是否能發(fā)現(xiàn)對引起該病的錐形蟲有毒的染料。拿干那紅是唯一一種看起來起作用的，它將老鼠血液中的錐形蟲全部清除掉了。盡管，它起作用了，但只是短時間的，這種老鼠不是三四天就死了，就是只活了五六天。埃爾利希讓他跟凱瑟拉染料工廠之間的聯(lián)系人給他準備一份升級版本的該染料，很快這就成了赫斯特（Hoechst）工作的一部分。他勸說工廠方面改變該染料，認為這種修改可以使染料更容易地被動物吸收，這樣會增強治療的效果。結果生產(chǎn)出來的染料，特里番紅（Trypan Red），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樣，更強力。熱情和絕望導致了這種藥品在人身上的使用。再一次，它的選擇性不足：它殺死錐形蟲的效果足夠好，但是它也殺死了人。
    1905年，當埃爾利希繼續(xù)著自己研制一種治療貪睡病的藥物的努力的時候，梅毒的病因被發(fā)現(xiàn)了。梅毒螺旋體（Treponema pallidum）是用染色技術發(fā)現(xiàn)的最新的一種病菌。它吸收色彩的能力很弱，即使使用最明亮的染料來染色，它仍保持著一種蒼白的外觀。盡管如此，它在很多方面都跟錐體蟲看起來相似。埃爾利希已經(jīng)制造出來的每一種化合物都被再次拿出來使用，以檢測它們對付這一種疾病的能力，但它不是已經(jīng)制造出來的藥品世界中的問題。梅毒是全然不同的一種病毒。
    剛開始的時候，工作進展緩慢，唯一用來做梅毒實驗的動物樣本是猿。埃爾利希跟猿一塊兒工作，費力又費時。然而，1909年，一個來自東京的化學家，名叫野口英世，他來跟埃爾利希一塊兒工作。野口英世發(fā)現(xiàn)了野兔感染梅毒的方式，這讓實驗工作更快也更有效了。埃爾利希的第606號實驗配料是用來對付貪睡病的，卻發(fā)現(xiàn)沒有效果，兩年前已經(jīng)被拋棄，但野口英世發(fā)現(xiàn)它用來對付梅毒很有效。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6）

對606號化合物——或者稱為撒爾佛散，它最初就叫這個名字。埃爾利希堅持要做廣泛的動物實驗，以確保它的毒性能夠足夠地低，使它給人體帶來的好處遠大于所造成的損害。他談到了不可思議的子彈，但他不想讓自己制造出某種類似大型鉛彈之類的東西，以免損害它周圍的任何東西。最終證實他確實沒有，從1910年起，埃爾利希就廣泛地發(fā)放試用品，使用樣品的條件是，要提供每一個治療病例的全面的治療信息。梅毒是性傳播的慢性病，無法治愈，最終會是致命的。100多年前，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被制造出來之前，梅毒有著跟艾滋病大致相等的危害性。
    這種藥品讓梅毒走上了絕路。對那些感染已經(jīng)到達了他們的大腦和脊髓的，并產(chǎn)生了一種叫做精神錯亂癥的全身癱瘓狀況的梅毒患者來說，撒爾佛散無疑是功德無量的。（這是一種相關藥物，幾年以后專門用來對付錐形蟲病，對那種疾病也有相似的療效）
    埃爾利希向人們展示了藥物的分子結構決定它的療效。他提出了細胞表面受體這個概念，通過受體化合物能有選擇地鎖定某些目標。雖然如此，撒爾佛散精彩而清晰地提示了科學的“無能”，即沒有實驗，不能準確地預測藥物的效果。就阿托西耳而言，只有器皿和盤子是遠遠不夠的。突破還需要野兔，大量的野兔。
    過了一段時間，動物學家、化學家錢恩•魏茨曼遇到了埃爾利希，想要參加為籌建中的耶路撒冷地區(qū)的希伯來大學提供支持的活動。
    我保持著對埃爾利希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他的手指短小而粗壯，但他有一個漂亮的頭，精心雕琢的一般，他的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的是我曾見過的最具穿透力的目光，那雙眸中充滿了人性的慈愛。埃爾利希知道我是個化學家，但他不知道我對他留意的目的是什么。因此，他立即投入到對自己的課題的研究中。他把我介紹給他的一些助手，特別是把我介紹給他的野兔和幾內亞小豬。
    那些動物本身都是珍貴的，因為它們的顏色和特性。除此之外，它們還是打開世界的鑰匙，是發(fā)現(xiàn)世界并把世界變得更美好的關鍵。埃爾利希愛它們。
    苯胺染料工業(yè)不僅在德國和英國繁榮發(fā)展。紐約附近昔日以滿是牡蠣、野生動植物以及自然美景而著稱的海灣和碼頭被污染了，變得沒有生氣。19世紀80年代，布魯克林的居民們注意到，蓬勃發(fā)展的染料工業(yè)給格瓦努斯運河（Gowanus）帶來了影響，該運河是一條延伸至海灣的渠道。他們“抱怨那難聞的氣味兒，但更困擾他們的是那些染料，那些染料生產(chǎn)商每天將水道弄成不同的顏色，故而這條運河有了個別名‘薰衣草湖’”。

9.功過參半的醫(yī)藥的傳教士們（7）

工業(yè)對健康的影響的各種古怪的想法并不只局限在那些夸大了恐懼的人的腦海中。有些人認為在工業(yè)過程中出來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健康的，盡管他們沒有什么證據(jù)，且還有其他人持正好相反的觀點，他們也幾乎沒有來由地這樣認為。布魯克林人帶著他們患有哮喘病的孩子們來到了薰衣草湖，讓他們站在橋面上，相信升騰而起的難聞的氣體一定會有治療作用。
    這兩伙人——只見到害處和只見到好處的兩伙人，他們普遍存在的謬誤，歸因于對某種本身就極度矛盾的且在不同的形式中充滿了變化的事物的綜合價值判斷。 兩個化學家，德國人哈柏（他跟本生在海德堡工作過，跟霍夫曼在柏林工作過）和卡爾•博施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時候花了很多年的時間來研發(fā)一種制造氨的技術。這意味著人們可以生產(chǎn)化肥，可以提高土地的肥力而挽救饑餓中的人們。然而對哈柏、博施來說，第一次使用該技術不是防止了饑荒，而是惡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屠殺：氨是炸藥的基本成分，在1914年初，德國就快要用光了氨。哈柏幫助德國人將戰(zhàn)爭延續(xù)了4年，當這一過程在繼續(xù)的時候，他專注于化學武器的研究，并親自視察了氯氣的第一次成功使用——用在西線前線。他的妻子因為反對這樣的恐怖事件，而拔槍射中自己的心臟。
    有機化學，像藥品一樣，既提供了治療，也造成了傷害。困難在于對二者做出區(qū)分，作出正確的選擇。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1）

尊敬的牧師斯通在18世紀發(fā)現(xiàn)了柳樹樹皮的用途，這使得柳樹樹皮迅速獲得廣泛的應用。它比奎寧要便宜得多，所以，最終被廣泛應用。1826年，法國人亨利•萊羅克斯在分離柳樹樹皮中看起來是有效成分的物質上，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兩年以后，慕尼黑的約翰娜•畢希納成功地將之提純，并第一次使用水楊苷來為這種濃縮藥物命名。其他人在同樣的過程中也發(fā)現(xiàn)了相似的方法。水楊苷被證明是由人體將它轉為水楊酸的。1838年，意大利化學家拉菲勒•皮里亞（Raffaele Piria）直接從柳樹樹皮中生產(chǎn)出了水楊酸。
    不管是水楊苷還是水楊酸都有著令人厭惡的副作用。它們會破壞人的內臟，會引發(fā)出血、腹瀉甚至死亡。1853年，一個法國的藥劑師——查爾斯•杰哈德發(fā)現(xiàn)了一種緩沖水楊酸并降低它的腐蝕性的方法。他的興趣所在是化學而不是商業(yè)，他對自己的成功感到滿意，但他沒有繼續(xù)將之向前推進。幾個德國的化學家重復并改進了杰拉德的方法，但同樣，他們也都沒有注意到它的實際藥用潛力。
    19世紀，歐洲人口的增長意味著瘧疾已經(jīng)不再普遍存在了。沼澤和濕地被抽干了水，這樣沼澤和濕地可以變成土地用以耕種。沼澤和濕地的減少意味著瘧疾的減少，這很好，但也延長人們對奎寧和柳樹的區(qū)別的困惑。較少的瘧疾病例意味著較少的研究該病的機會，意味著繼續(xù)延遲人們對退燒和治療疾病之間的區(qū)別的認知。
    風濕性關節(jié)炎是另外一種狀況，它像瘧疾一樣，在醫(yī)生看來，這種病對水楊苷的提取物或者水楊酸的反應效果特別好。痛苦的關節(jié)腫大，通常還伴有發(fā)燒，這是該病的主要癥狀。1876年，一個蘇格蘭醫(yī)生——托馬斯•邁克萊根寫信給《柳葉刀》（the Lancet）雜志，講述了他使用水楊苷來治療該病的經(jīng)歷。后來，其他人爭論，到底是邁克萊根還是一群德國醫(yī)生，首先在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這種治療方法。更重要的是邁克萊根所使用的某些語言。最初，他對這種治療方法的副作用是非常滿意的——“在使用它之后，我沒有發(fā)現(xiàn)一絲的麻煩”，但他還保持著一些疑慮，并進行著令人振奮的思考。他寫道：“如果有人想試一下這種藥物，且不介意發(fā)表一下他們觀察后的意見，愿意熱情地向我寄來他們的結論的話，無論是有利的或是其他，我都將對這些人不勝感激。”對藥品的使用要是不成功就不太可能將之發(fā)表的想法在當時是廣泛存在的。這樣，在認為該藥品至少會帶來一定的好處方面，在醫(yī)生思考的能力以及他們開藥的效率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進步。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2）

在慕尼黑大學，化學家繼續(xù)著帕金完全沒有做到的事情——生產(chǎn)人工合成的奎寧。到了1882年，由厄恩斯特•奧托•費歇爾和威廉•柯尼格斯設計的生產(chǎn)方法，經(jīng)由厄恩斯特的堂兄埃米爾•費歇爾的修正，生產(chǎn)出一種奇異的化合物，他們認為這玩意兒跟奎寧相似。盡管他們關于奎寧的分子結構的看法后來被證明是錯誤的，但他們生產(chǎn)出來的一種新的分子確實看起來跟奎寧共有某種能力，即退燒。
    慕尼黑的化學家們拿出了專利權，來尋找一家公司支持他們。他們選擇了一家染料加工廠，是一家法蘭克福的公司，其名稱很復雜。這家公司以前從未涉足過藥品。沒有哪家染料公司一開始就有藥品從業(yè)經(jīng)歷。然而，該公司對化工藥品和市場的了解足以讓他們認定這是個機會。在1882年，該公司以克靈為商標——這個詞在希臘語中是“及時的”意思，來銷售它們的退燒藥。它們進入了一個新的商業(yè)領域。次年，該公司正式創(chuàng)立了一個子公司，很快該公司就變得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需要一個更簡潔的名字。后來，公司改名為德國赫斯特—法勃公司（Farbwerke Hoechst），或者，在實踐中就叫做赫斯特公司。
    赫斯特公司的新產(chǎn)品是個開端，不僅是這個染料公司深深地卷入藥品生產(chǎn)領域的開端，也是這家公司生產(chǎn)一系列退燒藥的開端?？吹胶账固毓旧a(chǎn)的克靈很快因為該藥品的毒副作用而招致社會罵名，一組獨立的化學家向赫斯特公司提供自己的藥品以供該公司選擇。這種藥名叫安替比林，公司以化學家對它的有限的認知為基礎，將這種藥品向社會推廣。跟開發(fā)克靈的那組化學家一樣，他們弄錯了藥品的基本結構。這兩種藥大體上都是以兩個苯環(huán)為基礎。第一種是tetrahydoquinoline——奎寧的分子式被認為如此，第二種被認為是tetrahydoquinoline，后來證明是吡唑啉酮的衍生物，是一種毫不相干的分子。因為一種藥品的綜合效果只能依賴可憐的基本功能來預測，這一點現(xiàn)在亦然，所以，這些錯誤并不像它們看起來那樣的重大。最關鍵的錯誤在于，在動物身上只進行了幾例非正式的試驗，每種藥品的試驗制劑就被用在了少數(shù)健康的發(fā)熱的人身上。藥品除了能退燒以外，還有可能對人體造成微小的、難以發(fā)現(xiàn)的傷害，但這種想法還沒有進入人們的大腦?！都~約時報》在1886年的第一天就說，“在所有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用以緩解困擾人類的藥品中，沒有什么比安替比林更重要了”，《紐約時報》的這一說法毫無證據(jù)。該報沒有來由地認可了該藥的安全性，但同時，也增加了一條重要的警戒：“沒有聲稱安替比林能治療任何疾病，它只是降低體溫。”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3）

赫斯特公司在使用一些藥品的時候，做了些初始的提醒。在發(fā)售前的試驗之后，它只將該藥銷售給那些愿意反饋藥品療效的醫(yī)院。到1884年，已經(jīng)有超過40篇的學術論文，主要的評價都是積極的。因為每一個用了這種藥的人，他們的感覺非常相似。
    煤焦油的一種衍生品萘，對人體是有害的，但不是特別可怕。萘是樟腦丸的主要成分，如果你要毀掉自己，你需要吃足夠多的樟腦丸。然而，吞下足夠多的樟腦丸，你的血液中的紅細胞就會分裂。在19世紀80年代，當斯特拉斯堡大學的醫(yī)生們給受昆蟲傳染病困擾的病人服用萘時，他們絕不知道這些東西。對萘的全面效果的無知聽起來像是他們的行為合理的借口，在他們那個時代，這也是人們通常接受的借口。然而，動物實驗已經(jīng)顯示出動物實驗在確定藥品預想不到的毒性方面的有用性。醫(yī)生們愿意在他們的病人身上試驗新的藥品，而不愿意在兔子身上做實驗，這種心態(tài)仍困擾著當時的醫(yī)藥學的發(fā)展。到了19世紀末的時候，在動物身上廣泛地檢驗藥品的安全性，已經(jīng)是可能的了，但是幾乎沒有幾個醫(yī)生或者藥劑師愿意這樣做。
    當斯特拉斯堡大學醫(yī)學系主任阿道夫•克斯莫爾讓他的兩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阿諾德•卡恩和保羅•海普在患有昆蟲傳染病的病人身上試驗萘的效果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了。試驗的結果是，看起來既沒有明顯的益處，也沒有明顯的害處。因為興奮過度，加之偶然的實驗和錯誤的不可避免，他們將萘給了一個受發(fā)熱之苦而不是受昆蟲傳染病困擾的病人服用。發(fā)熱消失了。他們將他們對藥品這一效果的發(fā)現(xiàn)公開地歸結于“一次幸運的事故”，這是一種好奇而冒險的做法，即他們想要以其他人的健康來碰一下運氣。
    然而，萘本來是用于散發(fā)氣味兒的，就像樟腦丸一樣。成功地治愈病人發(fā)燒的藥品卻并沒有味兒。阿諾德•卡恩和保羅•海普發(fā)現(xiàn)，醫(yī)院的藥房貼標簽為萘的東西實際上根本不是萘。他們聯(lián)系了生產(chǎn)該藥品的染料企業(yè)——卡勒公司，想要知道他們拿的藥到底是什么。這種藥品被證明是乙酰苯胺（退熱冰），是苯胺的一種有甜味兒的、白色的衍生品。該公司從卡恩和海普那兒得知，他們公司擁有了一種有潛力的產(chǎn)品。但這種藥品的銷售是棘手的。乙酰苯胺是一種常見的化合物，這意味著該公司絕對無法保護它對乙酰苯胺的專利權。解決的辦法似乎是給它起個不同的名字——乙醯胺苯，同時，讓它變得聞起來更甜一點兒。奇怪的是，這確實起作用了。有了足夠的品牌推廣，比起價格低廉的乙酰苯胺，醫(yī)生們更喜歡乙醯胺苯，即便他們知道乙醯胺苯究竟是什么東西，他們也愿意開出這種有著尊貴品名的藥品。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4）

1889年，當一場流行感冒襲擊了歐洲，服用藥物來驅散發(fā)熱癥狀的習慣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加強。感謝像卡勒和赫斯特這樣的公司，它們幾乎讓大家都能用得起某種藥品。該藥是否會影響生存的機會，是會使病情好轉還是使病情惡化，這在當時并不是一個被重視的問題。病人喜歡它，他們的醫(yī)生也喜歡，醫(yī)藥公司更是喜歡，大家皆大歡喜。那些藥品讓人們的感覺更舒服，所以，他們認為這些藥一定是對他們產(chǎn)生了益處。
    1896年，赫斯特公司開始銷售一種對安替比林作了些許調整的藥品，起名為匹拉米酮（氨基比林）。它的藥效相當于安替比林的三倍。你只需要吞下更少的藥就能達到相同的效果，這聽起來棒極了。像安替比林一樣，它成為了暢銷藥。到了1908年，赫斯特公司實際上做得非常好了。因為生產(chǎn)乙醯胺苯的其他公司也做得很好，赫斯特公司就買下了它（卡勒公司）。對于那些生產(chǎn)藥品的人來講，生活充滿了希望。
    1825年，弗雷德里克•拜耳出生在科隆附近。他的父親是個絲綢工人。在14歲的時候，他跟隨一個染料特許經(jīng)銷商開始了他的學徒生活。威廉•帕金的發(fā)現(xiàn)是多年后的事情，所以，他們所使用的染料來自于動物或者植物，而不是來自于苯胺。
    拜耳是成功的，他在歐洲各地做生意，經(jīng)營染料。他遇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叫約翰納•維斯考特，于是兩個人聯(lián)手。帕金的創(chuàng)新在他們倆的手中錯過，他們需要作出反應。他們進口了一種早期的苯胺染料，想要弄明白他們如何能自己生產(chǎn)。1863年，他們創(chuàng)立了弗雷德里克•拜耳公司。
    該公司穩(wěn)定地發(fā)展，當1880年、1881年拜耳和維斯考特相繼去世的時候，公司的雇傭員工已經(jīng)超過300人。維斯考特和拜耳的后人繼承了公司。他們給公司重新命名（這個新名沒有體現(xiàn)出什么過人的語言才能），新名字為弗雷德里克•拜耳染業(yè)——“前著名的染料公司弗雷德里克•拜耳公司”，公司靠出售股份來賺錢。他們出售股份的部分目的是為了在研究領域投入更多的錢，這意味著給實驗室以及在實驗室里忙碌的化學家支付更多的錢。
    新來的化學家中有一個叫卡爾•杜伊思博。他曾努力取得化學家的資質來謀生，在他23歲生日的時候，他成為了拜耳公司的一名全職雇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研究出一種新的方法來獲得兩種已有的顏料（這樣他就規(guī)避了專利權法），之后又發(fā)現(xiàn)了第三種全新的染料——至少在有機化學家的產(chǎn)量上看是這樣的。他快速升職。以前他從其他人手中接過研究項目，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能夠把自己設計的方案提供給其他的職員了。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5）

1885年，在閱讀了對乙醯胺苯的有關描述之后，杜伊思博意識到這就是拜耳公司應該競爭的對象。他讓公司生產(chǎn)了這種化合物稍微改動后的產(chǎn)品——乙酰對氨苯乙醚。改進后的產(chǎn)品看起來效果不錯。第二年，拜耳就將乙酰對氨苯乙醚投放到市場中。它的銷售量是巨大的，但是，杜伊思博還是繼續(xù)指引該公司研發(fā)替代品。到了1890年，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拜耳。1893年，與一位名叫約瑟夫•范•彌靈的著名醫(yī)師合作，杜伊思博跟拜耳試驗出一種新的化合物，結構與乙酰對氨苯乙醚相似，俗稱撲熱息痛，很快乙酰對氨苯乙醚的名字被撲熱息痛取代，但撲熱息痛也很快就被否決掉了。范•彌靈總結說，撲熱息痛效果好，但是，它對血液是有毒的。撲熱息痛被當做毫無用處的東西，被束之高閣。
    與此同時，赫斯特公司的安替比林銷售良好。直到1934年，醫(yī)生們才注意到安替比林會要人的命。這并不是許多人發(fā)現(xiàn)的，而是某些人發(fā)現(xiàn)的。他們注意到這一點，并非是一次細心的實驗的結果，亦即比較那些服用該藥的和那些沒有服用該藥的患者有何區(qū)別。該藥所引起的血液紊亂太罕見了，以至于無法獲得人們的關注。對比之下，直到1948年，人們才注意到乙醯胺苯的毒性。它對肝臟和腎臟所造成的損害極為不明顯，并不是因為它對肝腎的損害小，而是因為肝腎的緩慢衰竭相對普遍。所以，沒有經(jīng)過有組織的實驗，就不能發(fā)現(xiàn)引起這些額外死亡的原因。這樣，人們花了較長的時間才將這些死亡與該藥聯(lián)系在一起。對于19世紀80年代發(fā)現(xiàn)的乙酰對氨苯乙醚來說，情況也一樣。對腎功能損害的關注花費了這個世紀中較長的時間才引起人們的重視。1949年，一組美國的研究人員報告說，他們發(fā)現(xiàn)了人體將乙酰對氨苯乙醚變成兩種不同的化合物。一種是氨基苯乙醚，它應該對其的大部分毒性負責，另一種是撲熱息痛，是該藥的益處所在。
    以這種方式對撲熱息痛的再發(fā)現(xiàn)，促使人們對范•彌靈的觀點——服用撲熱息痛是危險的，進行修正。19世紀90年代罕見的反對使用撲熱息痛的解釋中多數(shù)認為，范•彌靈實驗所使用的化合物中含有的雜質，是導致得出錯誤結論的原因。他的卓越的貢獻使得人們又花了一個50年才注意到這一點。
     19世紀末葉，煤焦油跟它的衍生品苯酚一塊兒，被用做外部消毒劑。人們經(jīng)觀察發(fā)現(xiàn)，有兩種化合物能夠防止肉類和蔬菜腐爛，這種觀察使得人們將之應用到人的傷口上。在這一基礎上，蘇格蘭外科醫(yī)生利斯特發(fā)明了消毒法——消毒法被進一步發(fā)展為滅菌法，這是外科手術上的革命。消毒意味著使用對引起感染的微生物有毒的化合物，滅菌法意味著小心翼翼地保持手術的場所以及手術的傷口的清潔，以使得病菌根本就沒有機會生長。利斯特不僅使手術室前所未有地安全，也使得外科醫(yī)生們在打開病人的胸腔、顱腔以及腹腔的時候，能夠帶著這樣的希望，即他們的病人會存活下去。利斯特還用數(shù)字來有效地說明他的這種新技術的作用，他使用引進這種技術前后的存活率來說明。在醫(yī)藥上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緩慢提升比滅菌法更微妙，但是，每一點進步都是極為重大的。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6）

到了19世紀70年代，醫(yī)生們意識到煤焦油和苯酚有腐蝕性，以至于不能做傷口的敷料，當然，也因為毒性太大，不能內服。然而，它們的潛在用途卻是這些醫(yī)生們感興趣的東西。他們了解了細菌對身體外部的影響，也思考著細菌對身體內部的影響。給內臟消毒看起來阻斷了治療的希望。讓人們吞下苯酚，無異于讓人們痛飲漂白劑——苯酚能夠很好地殺死細菌，但對病人的綜合治療效果是不好的。它對內臟的腐蝕性太大了。于是，水楊酸成為一種受歡迎的替代品。它能夠消毒，盡管它也具有腐蝕性，但跟苯酚相比，它的腐蝕性還是比較溫和的。1853年，德國的化學家霍爾曼•科爾柏弄明白了如何從煤焦油中直接提取水楊酸，而不是很麻煩地用柳樹來提取水楊酸水楊酸也可以用繡線菊草來生產(chǎn)，這種草是水楊酸的又一替代植物來源。這是德國化學家卡爾•羅維格在1885年發(fā)現(xiàn)的。。從1874年開始，這種用煤焦油生產(chǎn)水楊酸的過程已經(jīng)被工業(yè)化，結果就是水楊酸變得非常地便宜。
    到了1897年，拜耳公司的化學家研究出水楊酸的高級制品，他們期望這個高級制品能夠提供水楊酸所有的益處，同時帶來較少的損害。水楊酸會刺激胃部，導致胃部出現(xiàn)小的穿孔。拜耳研究的備用產(chǎn)品之一是乙酰水楊酸——阿司匹林，這是一種帶緩沖的化合物，1853年由法國學院派化學家查爾斯•杰哈德特制造出來。但杰哈德特除了將它發(fā)表以外，別的什么都沒有做。
    拜耳的職員對這種物質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直到公司的一個重要職員西恩里克•德里瑟反對使用它，因為該藥品會對心臟造成損害。他的同事阿瑟•伊陳格萊姆則認為德里瑟是錯的。伊陳格萊姆努力想要將阿司匹林應用到臨床實驗中，但他的請求被否決了。置此于不顧，伊陳格萊姆安排了由柏林的醫(yī)生秘密做乙酰水楊酸的實驗。冒著無助的病人的生命危險，在公司員工看來這種邪惡的藥品實驗是不正確的。伊陳格萊姆有著他那一代人對長期冒險使用藥物的那種心安理得，也有著化學家能夠正確地預測藥物對人體的作用的盲目的樂觀。但是，他對這些的無知是真實的而不是他操控的。在將藥物用在柏林的病人身上做實驗之前，伊陳格萊姆在他自己身上做了實驗。
    在柏林，該藥的表現(xiàn)甚至要好于伊陳格萊姆的預期。它能夠退燒，也能緩解風濕性關節(jié)炎，并且副作用看起來要比水楊苷或者水楊酸的副作用小。鑒于伊陳格萊姆在德里瑟的背后搞實驗，后者對伊陳格萊姆的結論持反對意見，這并不讓人吃驚。該藥的益處方面的消息來自于獨立醫(yī)生，但是，當報告遞到德里瑟手里時，他認為他自己的看法更可靠。德里瑟在報告上寫道：“這是常見的柏林式的吹牛皮，這種產(chǎn)品沒有價值。”

10.醫(yī)藥的發(fā)展與阿司匹林的發(fā)現(xiàn)（7）

卡爾•杜伊思博下令再進行一次實驗來解決這個爭論。當實驗結論支持伊陳格萊姆的時候，杜伊思博把拜耳的重心放在了該產(chǎn)品上。因為該產(chǎn)品是通過乙?；饔蒙a(chǎn)出來的，它的一種主要原料水楊酸最初不僅僅是從柳樹中提取的，也可以從繡線菊類植物中提取，繡線菊的拼寫是Spirea ulmaria，伊陳格萊姆在Spirea前面放了一個a，將字母的位置略微調整，得到了該藥品的新的商標名稱——阿司匹林。
    拜耳的第一份有關生產(chǎn)阿司匹林的報告是1933年出版的，那一年納粹開始掌權。因為伊陳格萊姆是猶太人，所以，報告中沒有提及他。

11.被稱為海洛因的咳嗽藥（1）

拜耳在科研上投入重金，以盡可能好的方式來開展科研。該公司在設備優(yōu)良的實驗室上花費大量的金錢，并且還精心地設計動物實驗項目。它們慷慨地資助科學家，同時，也鼓勵個人在藥品發(fā)展或者檢驗方面進行專門性的研究。1882年一家染料公司首次發(fā)售藥品——赫斯特和克靈，然而，在十年之內，拜耳和它的競爭者們以全新的、公認的、現(xiàn)代的方式朝著新奇藥品的研制和生產(chǎn)大步進發(fā)。
    改進既有的藥品是一種吸引人的開端。這通常意味著找到一種方式，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生產(chǎn)出同一種藥品，這樣就可以規(guī)避競爭者的專利問題，就如同杜伊思博在他的商業(yè)生涯開始時在染料上的做法一樣。實際上，為了使藥品更加安全或者更加強力而改進化合物，是尋找替代的生產(chǎn)方式的前進方向。盡管拜耳繼續(xù)加強在柳樹方面的研究，也延續(xù)著該公司在合成奎寧上的失敗，但它同時也將目光投往別處。當時，世界上沒有幾種有效的藥品，所以，它很快地將注意力轉向罌粟，這也沒什么奇怪的。
    自1805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塞爾特納分離嗎啡起，化學家們一直在修補塞爾特納的方法，但通常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心，而不是有著極強的目的性。在蘇格蘭和倫敦，該方法被作了一些修改。有些做法有助于發(fā)展化工理論，形成這樣的理念，即分子形成的不同方式產(chǎn)生不同的特定的效果。
    1874年，在倫敦的圣•瑪利亞醫(yī)院，查爾斯•阿德勒•賴特開發(fā)出一種新的化合物，叫做二乙醯嗎啡。他把這種東西送到曼徹斯特的F•M•皮爾斯那兒，在狗和兔子身上做實驗。1000多年前，瑞茲在巴格達就曾經(jīng)提到過對比的重要性，為了判斷他的療法對于腦膜炎的療效，在一些病人身上應用該療法，而在其他人身上則不用，然后，對兩組對象進行比較。這些想法在醫(yī)藥思想中消失了1000年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在賴特的方法中再度清晰起來。盡管他的化學知識要遠比10個世紀以前的化學知識更加地精確，但他沒有對動物使用這種方法。結果，他離開的時候，對二乙醯嗎啡到底有什么樣的效果，他并沒有清晰的概念，他也沒有對二乙醯嗎啡表現(xiàn)出進一步的興趣。
    與此同時，卡爾•杜伊思博•拜耳，正尋找改進鴉片的方式。1832年，生物堿可待因從罌粟中被分離出來。在抑制過敏性咳嗽方面，可待因跟嗎啡表現(xiàn)出相同的效力，而同時，它對人的思維的影響也要小得多。這引起了拜耳的化學家們的興趣，他們正在尋找比萬能的嗎啡更為有效的藥品。他們得知，在其他的化合物中加入乙酰基恰恰可以產(chǎn)生這樣的效果，使它們更柔和也更有效。費利克斯•霍夫曼是拜耳的化學家，他在1897年8月10日乙?；怂畻钏醽砩a(chǎn)阿司匹林。兩周內，他又乙酰基化了嗎啡。

11.被稱為海洛因的咳嗽藥（2）

約瑟夫•范•彌靈，就是那位在1893年建議拜耳公司撲熱息痛不值得生產(chǎn)的醫(yī)生，到了1897年的時候，他在為默爾克公司工作。該公司起步于德國西南部的達姆施塔特的一家藥店，1668年，它以家庭店鋪起步，一直沿著同樣的道路發(fā)展。19世紀早期開始，伊曼紐爾•默爾克繼承了家族企業(yè)，開始將之擴張。跟他的多數(shù)競爭者不一樣的是，他所負責的公司的經(jīng)營興趣，在于那些在威廉姆•帕金和他的苯胺染料之前的那些藥品。默爾克讓范•彌靈用乙酰基化的嗎啡做實驗，并給出他的意見。范•彌靈對此沒有深刻的印象，他建議默爾克別理睬這東西。
    霍夫曼的乙酰基化嗎啡——二乙醯嗎啡或者二乙酰嗎啡，被拜耳以更大的興趣進行了實驗。拜耳將該藥給動物服用，發(fā)現(xiàn)它們的呼吸變得更深、更慢。對于一個被肺結核困擾的世界——持續(xù)的呼吸困難以及咳嗽是常見癥狀，這種藥看起來很有希望。拜耳的員工在自己身上做實驗。他們發(fā)現(xiàn)，這種藥起作用了，效果巨大?？人韵Я?。服用了該藥的人感到有力氣，感覺極好，也不疼了。實際上，他們感覺到的好于真實情況。從1898年9月，拜耳開始銷售它的新藥品，來緩解呼吸系統(tǒng)疾病的癥狀。它把這種藥稱為海洛因。
    它的銷售增長極快。早期的研究沒有證據(jù)表明它會導致成癮癥。當時的研究，設計得太不充分，以至于沒有發(fā)現(xiàn)這一點。加之，服用它并不是立即產(chǎn)生成癮癥，致使首先服用它的醫(yī)生和病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小說家威廉姆•伯勒斯寫道:“你并非某天清晨一醒來就知道自己上癮了。”“每天注射兩次，至少要三個月才能夠形成成癮癥。”。拜耳的化學家們非常自信，他們認為成癮癥不是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了解該藥的分子結構。所以，他們從未設計過任何實驗，來證明他們的偏見是錯誤的?；瘜W家們和醫(yī)生們的努力在繼續(xù)，而成功不是那種能夠鼓勵人產(chǎn)生謙虛的東西。
    海洛因清除了咳嗽，減緩了痛苦，總體上讓病人的情況好轉。通常病人們都感覺好多了，盡管他們已經(jīng)感到剛開始注射的時候效果更佳。海洛因有助于人的呼吸這一想法是首先要改的。很明顯，海洛因對呼吸的作用就是嗎啡的作用，以及之前的鴉片酊和鴉片的作用。到了人們最終發(fā)現(xiàn)海洛因的主要效果只是來自于人體將它變成嗎啡的時候，人們已經(jīng)注意到了嗎啡和海洛因足夠的相似性，以至于人們不再感到驚訝了。海洛因向世界證實了這樣一件事：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化學家和醫(yī)生，他們按照藥物的功能來進行治療，也不能必然預知該藥物的效果。這不是一個被廣泛吸取的教訓，或曰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它太簡單了以至于他們無法記住這個教訓。

11.被稱為海洛因的咳嗽藥（3）

 拜耳在1913年停止了生產(chǎn)海洛因。在公眾的思維中，它與成癮癥的聯(lián)系太密切了，特別是在美國更是如此。利潤無法證明糟糕的公眾聲譽是合理的。其他的公司開始繼續(xù)生產(chǎn)它，該藥依舊作為一種有用的、有效的藥品存在著，盡管在有些國家比如美國，甚至取消了在治療中對它的使用。對于那些粉碎性骨折的病人、心臟衰竭的病人、受癌癥折磨的病人以及呼吸不暢的病人來說，它的效果很好。有時候，嗎啡也是能夠得到的，大劑量地使用嗎啡也能達到同樣的治療效果。在拜耳的網(wǎng)站中，他們驕傲地記錄著該公司生產(chǎn)阿司匹林的經(jīng)過，而絲毫沒有提到海洛因。這看起來有些遺憾。那是些糟糕的事情，讓人感到恥辱。拜耳，正如我們看到的一樣，可能還會卷入到讓人感到恥辱的事件中。

12.幾乎改革了醫(yī)藥業(yè)的弗朗西斯·高爾頓（1）

到了19世紀末期，科學的成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方法論以及結論都變得更好。正如構成化學的一些方法的形成是在追求其他的目標中完成的——煉金術以及中毒，科學方法的要素本身經(jīng)常來自那些不太可能的地方。
    “高高的個頭兒，身材修長，衣著整潔，有著像圣•保羅大教堂的穹頂一樣的額頭”， 弗朗西斯•高爾頓的思維能力不同尋常，足以配得上他腦殼的形狀。他的思維起源、思維能力以及他腦殼的形狀帶來的可能的映像，都是人們對高爾頓最大的興趣所在。遺傳天賦和顱相學，是他的兩大興趣所在，然而，數(shù)學、心理學、指紋學、天氣、吹笛子、莎士比亞、遺傳學、非洲探險、打哈欠、中東、雙胞胎、家庭、小說、進化論等都是他的興趣所在。
    1838年，在他16歲的時候，弗朗西斯•高爾頓跟他那些富有的、在知識上出眾的家人們坐在一起。“門外是寒冷的，然而在門內我們的家庭聚會安排得安逸舒適，上好的晚餐之后是甜點，周圍伴著燃燒的火焰的明亮的光，照亮了紅木餐桌、酒、水果以及其他的一切”。大家在討論著高爾頓的醫(yī)藥職業(yè)，他們家的一個朋友承諾說，在高爾頓作出決定之前，他給高爾頓一個機會嘗試一下。就在這時，一個便箋遞了上來，給高爾頓提供了即刻嘗試的機會——離開晚餐的餐桌，冒險到外面看一看，對一個剛剛死去的女傭進行的尸檢。他驚呼，“哦，這種感覺是厭惡、驚愕、好奇與興奮的混合體”。
    那個女孩兒死于胃穿孔，死得很快。胃穿孔是柳樹中所含的那類東西引起的，而當時，醫(yī)生們還沒有把這當做該藥的副作用之一。當他縫合這個女孩的腹部的時候，那個做尸檢的外科醫(yī)生的手指被刺破了。女孩兒的尸體上的細菌傳染到他的身體上，過了幾天，感染越來越嚴重，那個外科大夫的未來看起來是沒什么指望了。超出大家預料的是，他最終活了下來。
    因為對這些經(jīng)歷印象深刻，高爾頓投身于醫(yī)藥領域。19世紀40年代早期，在伯明翰綜合醫(yī)院，他“學習了沖劑、煎劑、酊劑、浸膏之間的區(qū)別”——除了金雞納樹樹皮、鴉片和柳樹以外，所有的藥品在療效上從有毒到?jīng)]有用不等。高爾頓使用了對自己有利的甘草根（用作利尿劑，即一種能使人排尿的藥品）和罌粟的種子。這兩種東西嘗起來味道都不錯，但是，哪一個也沒有產(chǎn)生他特別想要的效果。那是在“氯仿之類的東西出現(xiàn)之前多年，是在巴斯德和約瑟夫•利斯特先生之前的許多年，那時，聽診器之類的東西基本上都被列為新創(chuàng)造”。

12.幾乎改革了醫(yī)藥業(yè)的弗朗西斯·高爾頓（2）

高爾頓負責處理他能應對的外傷，當有需要時，他幫忙喊一聲。他給斷骨復位，給脫臼復位，有時給病人止血，通常也制造流血——切開靜脈和動脈，這源于認為失血對人體是有好處的信條。他給燒傷病人包扎，當病人傷勢惡化時，他眼看著干凈的繃帶因為膿汁而腐爛。他給病人刮頭，用從傷口上流出來的血作為泡沫，給病人縫合裂開的頭皮。他逐漸感覺到要從種種悲慘和痛苦中學習某種東西。他寫道，“看起來，盲目的大自然在冷酷地進行著活體解剖”。“讓我們作為理性的動物從她的活體解剖中獲取所有有益的東西”。病人們看著死亡的那種恐懼撞擊著他，他所能提供的東西的無用性也擊打著他。他奉老師之命給一個患有斑疹傷寒癥的女孩兒使用芥末敷料時，他聽到了她請求不要管她的請求。女孩兒求他，“請讓我安靜地待著吧”，“我知道我要死了，但我不想忍受藥物的折磨”。將老師的命令放到一邊兒，高爾頓答應了女孩兒的請求。
    或許是因為高爾頓的血統(tǒng)——似乎在他們家族中，沒有哪個人不是皇家協(xié)會的特別會員，沒有哪個不是個“達爾文”，沒有誰不是有天賦的科學家，他一直注意著醫(yī)藥這一塊兒的缺失，即便他在醫(yī)藥實踐中受到欺騙。一個人酒醉后失去了知覺，當他躺在路上的時候，一輛馬車從他的腿上碾過，他的腿骨粉碎，失去了康復的希望。一個外科醫(yī)生沒把他叫醒就切除了這個人的雙腿。高爾頓弄不明白的是，為什么這個醫(yī)生不在手術前有意給病人們注射酒精，使他們失去知覺。這個問題提出得很合理，但是，沒有清晰的正確的答案。還有一個人“跌進了一口大鍋，里面裝滿了滾開的瀝青”，他被拉到一旁，但在一些地方，瀝青粘到了他那被燙化的皮膚上，無法挪開。一條腿被瀝青裹住，大夫幾乎無能為力。另一條腿傷得不重，他們給這條腿使用了適合的治療膏藥。隨著時間的推移，那條受傷更嚴重的、獲得較輕微的藥物治療的腿，康復得更加迅速。高爾頓總結說：“看起來很明顯，所用的敷料藝術要遠遠落后于可能的情況。”盡管他看到了這一點，但他沒有吸取全面的教訓：這一特殊的自然的活體解剖強烈地表明，或者是敷料讓傷口惡化，或者是瀝青對傷口有好處。對醫(yī)藥功效的盲目信任在人們的頭腦中已經(jīng)根深蒂固了，但滾燙的瀝青粘到皮肉上，卻沒有任何有益于健康的方面。高爾頓說：“我對我的醫(yī)藥工作如此地熱衷，以至于我開始嘗試著小劑量地服用藥典中所包含的所有藥物，從字母A開始。這是個有趣的經(jīng)歷，但是，有著明顯的缺點。”

12.幾乎改革了醫(yī)藥業(yè)的弗朗西斯·高爾頓（3）

在他看來，的確是取得了一些進步。“進步的跡象到處都是，連空氣中都有。顯微鏡一下子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這是在1839年，幾乎距離列文•虎克第一次使用放大鏡來觀察顯微鏡下的生命有200多年。顯微鏡是一種重要的技術，但它僅給醫(yī)生提供了一點兒額外的、不必要的炫耀，這對病人沒有什么益處。
    高爾頓機敏地寫道：“只是作些令人愉快的休息、建議以及良好的護理，而沒有藥物的幫助，自然能做什么，關于這一方面的準確知識，仍有很大的欠缺。”缺少這方面的知識，是因為沒有人曾思考過探究這一內容的正確方式。沒有以可靠的方式向大自然提出適當?shù)膯栴}，醫(yī)生們是不會得到有用的答案的。高爾頓提出了一種方式——如果他們有心的話，他們也能提出，這種方式更有效地推動了世界的前進。他建議說：“假定針對某種特殊的疾病有兩種不同的競爭性的治療方法，給忍受這種病痛的病人兩個選擇，是接受醫(yī)生A的治療，還是醫(yī)生B的治療，對這兩種治療方案的各自的代表以及治療結果，進行統(tǒng)計學的比較。眾多大醫(yī)院之間無派系紛爭的合作應該加速解決那些現(xiàn)在處于爭論之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醫(yī)生們考慮的完全不同。醫(yī)生A可能認為沒有理由來做這樣的測試，因為在他看來很清楚他的方法是奏效的。而醫(yī)生B則感到醫(yī)生A很可悲地搞錯了，醫(yī)生B也同樣對自己的治療方法十分確定。他們在很多問題上有分歧，但同樣都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沒有誰會看到這種試驗的必要性。
    在高爾頓的自傳中，后面跟著一段話，這段話你要是讀得太快的話，它聽起來有點兒乏味。實際上，它是對醫(yī)生們?yōu)槭裁纯偸菦]有給病人治好病的一個概括，對未組織的觀察的解釋、對經(jīng)驗和直覺的信賴，都起了誤導作用。
    然而，據(jù)我所知，醫(yī)藥統(tǒng)計是最不適合作精細比較的，因為不能被考慮進去的條件是局部的，有著非常大的影響，而這些差別又很大。然而，它需要最無情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去搞清楚某種療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失敗的、可恥的事情。我在想人們獨立的理解是否足以讓他們區(qū)分十件事中出現(xiàn)四次的頻率和十件事中出現(xiàn)五次的頻率之間的不同。
    換言之，人與人之間以及他們所患有的疾病間的差別如此大，以至于利用你個人的經(jīng)驗去比較它們，基本上是沒有用的。男人的肺結核跟女人的不一樣；孩子的嗓子疼跟她媽媽的也不一樣。作精確的比較的前途變得毫無希望了。高爾頓指出了要害，如果你曾見過一種疾病的十個病例——通常分布在一定的時間段之內——你不太可能注意到某個結果出現(xiàn)四次和五次的區(qū)別。

12.幾乎改革了醫(yī)藥業(yè)的弗朗西斯·高爾頓（4）
    換言之，假如你的藥品讓某人存活的可能性增加了25%，或者使他們更容易死去，你是不會注意到它的。這就是為什么17世紀的醫(yī)生們那么緩慢地注意到金雞納樹樹皮的原因。金雞納樹樹皮治療瘧疾是如此有效，要比秘魯?shù)南隳z樹樹皮好得多，而后者在治療瘧疾上是根本沒有用的——許多人得了瘧疾。但是，無論怎樣處置，有人康復了，而許多人服用了金雞納樹樹皮，卻死了。耶穌會士樹皮產(chǎn)生的存活率差別要多于25%，但是，仍有許多醫(yī)生不確定金雞納樹樹皮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
    高爾頓列舉了一些他能看到的醫(yī)療錯誤的案例，列舉了被忽視了聯(lián)系以及被誤解了病因的案例。高爾頓尤其被這樣一種醫(yī)療習慣影響著，即以絕對的確信來宣布特定的藥方的優(yōu)越性——醫(yī)生之間的這種確信卻千差萬別。酒是某種其他的東西，醫(yī)療界總是認為它是最有用的。高爾頓，像羅馬帝國皇帝馬庫斯•奧里利烏斯的醫(yī)師一樣行事，翻遍了帝國的酒窖，想要為他的病人提供最好的酒。他確信酒之間是存在差別的。經(jīng)過了許多研究——這些研究進行得很困難，高爾頓得出結論：最健康的酒是味道最好的酒。高爾頓的一個朋友，翻遍了他記錄的“最老的、最著名的酒商”，他看了在過去的這些年醫(yī)生為這家公司的顧客所開的方子。他發(fā)現(xiàn)“每一個類別的酒都被醫(yī)生們輪流喜愛著”。通過倡導統(tǒng)計實驗，高爾頓提出了適度的比較可能有助于他們去實驗并有所發(fā)現(xiàn)的方式。
    作為一個醫(yī)生，高爾頓從未獲得開始。1844年，他的父親去世。“因為非常沮喪，以及對更健康的生活的渴望，我放棄了成為醫(yī)師的任何念頭”。世界對于他來說是乏味的。然而，部分地因為他的工作，統(tǒng)計學滲透到醫(yī)學思維中的深度有所加強了。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1）

 不管是對發(fā)明家來說，還是對他們背后的支持者來說，對可能性的驗證是令人興奮的。雖然已有的藥物能夠殺死梅毒以及錐形蟲，但仍存在顯而易見的前景來生產(chǎn)其他的藥品，以摧毀對人類生命具有同樣危害甚至更大威脅的細菌。
    1925年，凱瑟拉染料廠跟拜耳以及其他的公司合并到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這個“染料行業(yè)的辛迪加”——法本實業(yè)，是卡爾•杜伊思博策劃下的一個創(chuàng)造。因為對美國石油公司聯(lián)合而成的成功的卡特爾印象深刻，他帶領德國新興的醫(yī)藥企業(yè)做了同樣的事情。這有助于減弱競爭，以保持高利潤，但并沒有終止從消費者身上獲取利益的努力。1929年，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開設了一個昂貴的、設備精良的實驗室用來作研究。負責人是格哈得•睹馬克，他是埃爾利希的一個學生。
    在19歲的時候，當他還是一個醫(yī)藥學的學生時，睹馬克就在德軍的西部前線服役。1914年圣誕節(jié)前后，他受了傷，戰(zhàn)爭余下的時間，他是在幫助解決衛(wèi)生學方面的問題中度過的?；魜y、斑疹傷寒癥、痢疾，在治療過程中醫(yī)學的無助，以及即便是無菌手術都不足以防止的恐怖的感染和生壞疽的發(fā)生，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類不具備細菌理論以及清潔的價值方面的知識，處境比以前更糟了。然而，對醫(yī)藥效用的意識，以及基礎科學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都促使醫(yī)生們疑惑著他們到底做得有多糟糕，他們到底應該再取得多大的進展。這是一個健康的推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懷疑論以及對與之相伴的無知的一種接受。伴隨著科學技術在許多領域的快速進步，對醫(yī)藥知識的自鳴得意逐漸變得不合時宜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死亡的1000萬士兵中，大致有一半兒人是因為感染而丟掉性命的。有時即便是一個較小的傷口，比如一處擦傷，也足以致命?？雌饋磲槍@個問題，醫(yī)生們需要做點兒什么。
    任何具有殺菌潛力的藥物——今天我們稱之為抗生素，它們的商業(yè)價值和醫(yī)療要求是清楚的。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了解到了這一點，為員工們提供鼎力支持。“染料工廠的管理層們……總是想方設法地支持我們這些熱衷于科學研究的人，事實上，他們對我們的幫助比政府對我們的幫助更大”。 睹馬克認為這是某種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他認為無論是“疾病基金”還是保險公司似乎都不會像醫(yī)藥企業(yè)這樣，感到它們有這份責任或者是能看到這樣的機會，盡管它們的資金和它們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在于讓其成員保持健康。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2）

自從1910年引入了斯萊沃森——埃爾利希的第606號化合物以來，化學家們和醫(yī)生們一直在嚴肅地找尋某種化合物，來有效地殺死能引起人類疾病的普通細菌。睹馬克的創(chuàng)新在于建立了一個監(jiān)視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具有細致的系統(tǒng)性，規(guī)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個來訪的英國人說道：“巨大的實驗室，在那里面，他們什么也不做，只是拿一種又一種的化合物來檢驗它們應對感染的動物的能力。”使用這些實驗室，睹馬克追尋的是埃爾利希提供的啟示，即有選擇地染色以及可能與之相伴的有選擇地施毒。
    到了1890年，醫(yī)生們已經(jīng)很好地注意到了免疫力是人類健康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天花、麻疹以及腮腺炎都是你只會得一次的疾病。得了這類病之后，你要么死掉，要么永久性地免疫——這就是愛德華•詹納自1796年起所成功地推廣的預防天花的種痘的原理。這種免疫血清治療法依賴的是實驗觀察，即某種程度的免疫能夠隨著這種血液的流動而傳遞。1891年，埃米爾•貝林指出，用已經(jīng)對白喉有免疫力的動物的血清能夠幫助其他動物治療這種疾病。人類使用血清治療的第一例也發(fā)生在同一年，在圣誕節(jié)，用在了柏林的一個孩子身上。
    對于細菌感染，使用血清治療的基礎是，給動物——通常是馬，注射你期望攻擊的細菌。接下來，來自這匹馬的血清被注射到遭受這種細菌困擾的人類的身上。不像斯萊沃森（Salvarsan）的效果是明白無誤的，這些治療的效果并非總是清晰的。初始的動物對細菌的反應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對來自那些動物的血清的反應也是不同的。加之，并非所有的細菌感染都是致命的，許多人康復了，不論他們是否進行了血清治療。有些人接受了血清治療，但結果還是死了，他們自己的機體對血清治療的反應太強烈。許多人還會遭受溫和的副作用——“血清并發(fā)癥”，它集合了發(fā)熱、皮疹、關節(jié)疼痛以及其他的問題，有時候這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換言之，成功與失敗，這是醫(yī)生很難決定的。
    關于醫(yī)藥，我們的語言習慣是談論風險與好處。這是幾千年來我們對語言習慣自滿的遺產(chǎn)。如果有人得了肺炎，你給他或者她使用了來自一匹準備好的馬的血清，很顯然這里存在風險。病人可能患上血清并發(fā)癥，并且可能會死。益處也同樣是不確定的。這是一種害處與益處之間的平衡，而不是風險與好處之間的平衡。沒有哪一個是確定的，任何真實的治療都有一個機會——一種冒險——產(chǎn)生好的效果的風險如同造成傷害的風險一樣。“風險與益處”太容易讓事情看起來像是，盡管好處是有保證的，但是不好的事情很難預測。
    平衡害處與益處的系統(tǒng)性努力，從血清治療的發(fā)展中受益巨大，血清治療的危險是顯然的，而有用性也是顯然的。人們不斷努力地設計實驗來研究這一不確定性。這些是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得出的結論：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3）

對患有糖尿病的患者使用胰島素治療，以及對患有致命的貧血癥的患者進行肝臟處理治療，持續(xù)產(chǎn)生好的效果，以至于對這些治療方案的實驗，只需要幾例就足以確認它們的價值。用抗血清方案治療大葉肺炎時，情況就非常不同了。血清的作用只是產(chǎn)生益處的部分因素，并且血清的作用可能會被感染壓倒，因為這種感染已經(jīng)用幾天的時間在該病人那里確立了主導地位，或者血清的作用會被其他的復雜因素壓倒，這些復雜因素會削弱病人的抵抗力。為了準確地衡量這部分益處是什么，有必要采用兩組病例，病人的嚴重程度、發(fā)病史相似，比較兩組病人以及每組中的死亡情況，一組使用血清治療，而另一組作為控制組來進行對比觀察。但這不具有可實踐性……
    醫(yī)藥研究理事會治療實驗委員會的成員在1934年寫了他們的血清治療實驗情況。在《英國醫(yī)學期刊》中，他們爭論說，建立這樣兩個故意讓它們正好匹配的實驗組是不可能的。他們感覺，身體條件相同的人的數(shù)量太小了。讀了他們的報告，很明顯，真實的原因對他們也是顯然的，即便他們沒有明確地說出來。無論你怎樣努力去尋找相同病例，你永遠無法做到。即便是采用一種無法想象的實驗，即你找來同樣的雙胞胎，在同一時刻使用同一種細菌來感染他們，你也不能實際保證你的兩個研究對象是相同的。雙胞胎中的一個可能以前就比另一個身體弱，或者是實驗的當下，一個比另一個疲憊。即便是他們從基因上是相似的，但他們仍存在一些差別，這是周圍環(huán)境影響的結果。并不是同樣的病例太少了，而是實際上無論如何都沒有的。期望一個病人的情況恰好跟另一個病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1933年起，許多英國醫(yī)院給連號的病人分配不同的治療方式。如果病房里的第一個肺炎患者使用血清療法，第二個就不采用這種方法。他們期望，在這一過程中，事情會得到平衡。這種交替分配治療方案的做法，使得醫(yī)生無需使人們“相匹配”。這意味著，醫(yī)生們沒有必要去努力評價他們所知道的影響人的健康的每一個因素。至關緊要的是，這意味著，即便存在一些醫(yī)生全然沒有意識到的重要影響，也沒有關系。把這個病人安排在這個治療小組，下一個病人放在另一組，不管病人之間的區(qū)別如何，也不管你對這些區(qū)別是否理解，這些區(qū)別都被消除了。做到一點，你需要采用足夠多的病例。
    這種對無知和無能的容許是革命性的。醫(yī)生總歸是人，他們可能會犯某些錯誤，或者不了解一些應該了解的情況，沒有看到一些應該看到的情況。在此，不是假定他們可以表現(xiàn)得完美，而是他們建立了這樣一個體系，該體系不要求他們做到完美。這來的并不容易，一些醫(yī)生對這種嘗試感到恐怖。約翰•克萬，一個蘇格蘭醫(yī)生，他給醫(yī)藥研究理事會寫信，來抗議這種實驗方法：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4）

……血清在我看來已經(jīng)被證明是有益的……那么，它應該在所有的醫(yī)院都是可以用到的……這樣，控制組的設置不再是可能的了，因為這對控制組的病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他爭論說，醫(yī)生的直覺太值得信賴了，以至于不需要外部的支持。醫(yī)師完全有能力判斷一種治療方法是否有效。拒絕給一組人使用一種新的藥物，目的就是為了比較在他們身上發(fā)生的情況和在那些使用了這種藥的人身上發(fā)生的情況，這是殘酷的，也是不公平的。
    足夠多的參與實驗的醫(yī)生同樣感到需要作出折中處理。交替分配治療方案并不是十分粗野的，因為對誰能從血清治療方案中受益，誰不能從血清治療方案中獲益，醫(yī)生們也是不斷猜疑的。有些猜疑甚至沒有被意識到，但這沒有關系。醫(yī)生們也沒有設法堅持這一計劃。交替分配意味著醫(yī)生們知道進入實驗的病人，哪一個接受什么樣的治療方案。他們能夠保留病得最重的和最輕的病人，以給這些病人使用他們認為可能最適合的治療方案。他們贊同做實驗的原則，但是，針對一些病人，他們無法克服自己的感受，即他們已經(jīng)知道哪個治療方案可能是最好的。
    最終，在不同的醫(yī)院出現(xiàn)了不同的結果。報告說，“不同的中心，結論的差異是無法解釋的”，報告還用外交辭令影射出這樣一個事實，即醫(yī)生在說謊。在1933年和1934年，阿伯丁、愛丁堡以及倫敦的醫(yī)生，設法研究了530個患有肺炎的患者。在這些人中，241例應用了血清治療。這代表著三個醫(yī)院和全體醫(yī)生的臨床經(jīng)驗。但是，寫研究報告的人仍然擔心這一數(shù)字太小了，以至于無法弱化機會性的作用。這種推斷是令人鼓舞的，而約翰•克萬的推斷是完全相反的，他的信仰來自于他個人的經(jīng)驗——以觀察數(shù)量小得多的案例為基礎，他憑此種經(jīng)驗就能夠準確地預測一種新的治療方法的風險。
    血清療法被英國人謹慎地采納。1934年進行的那次實驗，認為這種方法對于某些病人是有好處的。不管是實驗方法，還是實驗結論，都沒有什么了不起，但尋找抗生素的努力被證明是無疾而終的，人們也對此失去了興趣和希望。很多醫(yī)藥領域的專業(yè)人士認為埃爾利希的“魔術子彈”是不可能的事情。使用馬作為活的工廠來制造血清，時而產(chǎn)生好的結果，時而產(chǎn)生糟糕的結果。很多醫(yī)生認為，這就是“魔術子彈”的最好所在了。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5）

鏈球菌化膿是當時致命的疾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許多傷員的死因所在，也是隨后到來的全國流行性感冒中病人的主要死因。在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睹馬克從一個死去的病人身上分離出一類特定的鏈球菌。他培育這種細菌的樣本，直到他發(fā)現(xiàn)有一種細菌的表現(xiàn)具有驚人的連貫性。睹馬克使用老鼠做實驗，發(fā)現(xiàn)被注射了鏈球菌四天之后，老鼠就一定會死亡。
    這種反復性正是真實的臨床醫(yī)療所缺少的。注射了鏈球菌的老鼠百分之百的死亡率，讓睹馬克知道，這些老鼠中的任何存活者都應將性命歸功于對它們所采取的實驗性治療。這給了他一種有效的途徑，以在短時間內檢驗大量藥品的有效性。
    早期的實驗證實了這樣一種認識，即使用動物可以避免實驗性用藥傷害人的性命?；谒鼈冊谂囵B(yǎng)皿或者實驗試管中的表現(xiàn)，人們已經(jīng)知道有一系列的化合物有著抗菌的屬性。睹馬克實驗了一種普遍的治療藥物，即某種以黃金為基礎的化合物。這些藥物幫助老鼠從鏈球菌感染中存活下來，但卻以其他的方式害死了這些老鼠。黃金會毀掉健康的腎臟。作為一種藥物，它的療效不夠明確，所以，不能作為“魔術子彈”。以染料為基礎的化合物會更安全一些，并且在培養(yǎng)皿中它們的實際表現(xiàn)不錯，能殺死細菌，但是，用在動物身上，它們又是無效的。
    使用一種已經(jīng)開發(fā)出來的技術使染料更加地不易褪色，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的團隊呈現(xiàn)給睹馬克一種新的染料。1932年11月，睹馬克在鏈球菌培養(yǎng)中試用了這種染料，但沒有效果。睹馬克仍然把這種明顯沒用的新染料用在了老鼠身上。在11月20日這一天，睹馬克拿來了26只老鼠，給每只注射了致命劑量的鏈球菌。這就是他跟多數(shù)醫(yī)生的不同之處。約翰•克萬感覺血清療法對肺炎如此地有效，以至于“控制組”病人是沒有必要以此存在的，這甚至是不道德的。在有些疾病中，多數(shù)人無論如何都會逐步好轉，而治療可能會要了人的命。睹馬克用的這些老鼠實質上必死無疑，但是他還是留出14只作為控制組，只是為了確定使用效果。對實驗中使用的動物的系統(tǒng)照顧已經(jīng)超過了對人的照顧。四天過去了，1932年的圣誕前夜，控制組所有的老鼠都死了，而所有使用了這種染料的老鼠都活著。
    偶氮磺胺（百浪多息紅，Prontosil rubrum）——染料名字的第二部分是指它的紅色，這種顏料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密了3年。到底是為什么從未揭曉過？公司對專利權保護的擔心可能是主要原因。1935年2月15日，睹馬克最終發(fā)表了他的結論。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6）

睹馬克發(fā)表的結論沒有引起多少明顯的觀注，盡管此前沒有什么藥物能夠抵制這種勢不可擋的膿血癥，而這種病癥是世界范圍內導致死亡的普遍原因?；蛟S，醫(yī)生們認為很難想象這樣一種藥物能夠起作用。對有效的抗生素存在的可能性的普遍不信任導致了人們對睹馬克的新藥的偏見，人們認為這種藥可能沒有那么大的藥效。
    在倫敦，一個叫倫納德•庫勒布魯克的醫(yī)生在夏洛特醫(yī)院負責研究工作。這是一家婦產(chǎn)醫(yī)院，夏洛特醫(yī)院的特別興趣在于研究產(chǎn)后熱。早期的觀點，包括奧利弗•溫德爾和其他人在內，都認為產(chǎn)后熱是通過照顧產(chǎn)婦的那些人的手在婦女之間傳播的，這一看法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接受了。鏈球菌是病因，它感染了婦女生產(chǎn)后的生殖器上的傷口。1920年，庫勒布魯克的一個朋友因為這種病失去了妻子。因為受到了震動，從那時起庫勒布魯克的職業(yè)生涯就以研究該病為中心了。
    在1934年到1935年間，夏洛特醫(yī)院一共接納了210位感染產(chǎn)后熱的患者。42例死亡。盡管庫勒布魯克跟他的工作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所有人都了解了細菌理論，也都了解在防止細菌傳播過程中衛(wèi)生的重要性，但眾多的死亡病例還是出現(xiàn)了。（作個比較，在2000年，英國婦女在生產(chǎn)過程中或者產(chǎn)后的幾周內死亡的共有85例。這是全國的產(chǎn)婦死亡的總數(shù)，包括各種死因，在醫(yī)院時死亡的，或是沒在醫(yī)院死亡的）
    讀了睹馬克的新藥的有關資料，比起他的同事們，庫勒布魯克覺得這更有意思。他讓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給他提供一些偶氮磺胺。從庫勒布魯克閱讀的資料來看，這種藥看起來讓人印象深刻，但他也不確定這種藥是否能夠應用到他治療的那些婦女身上。小心翼翼地，他開始嘗試探索這些藥是否真的適用。
    首先，他在老鼠身上重復了睹馬克的實驗。即便這種藥看起來不像在德國那么有效，但庫勒布魯克還是受到了鼓舞。他的下一步是將藥物給那些已經(jīng)嚴重感染了鏈球菌的女性使用。那些婦女病得如此嚴重，以至于即便是有毒的藥品，使情況惡化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當使用了這種藥品的婦女看起來好轉后，庫勒布魯克開始給那些病得不是那么嚴重的婦女使用。在庫勒布魯克使用了偶氮磺胺的38個婦女中，有3個死亡病例。前一年，這種疾病的死亡率是20%，在210例中有42例死亡。庫勒布魯克使用了這種藥物，而且是有意選擇病情最嚴重的婦女，結果將死亡率降到了約8%。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7）

盡管他很興奮，鋌而走險地想要找到一種有效的藥物來治療產(chǎn)后熱，但庫勒布魯克仍不是很確定偶氮磺胺的藥效。他寫道，“就任何治療產(chǎn)后感染的藥物的療效而言”，“在作結論的時候，我們理所當然地應該謹慎”。這種疾病很難診斷，也很難預測。睹馬克的老鼠都確定無疑感染了鏈球菌，并且它們都死亡了，這是確定無疑的。但在夏洛特醫(yī)院，對婦女們的診斷和結論都不是十分地清楚。
    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提出的一個不尋常的建議更是增加了困惑。他們說，偶氮磺胺的有效性不是因為它是一種染料。盡管存在這樣的事實，即苯胺染料給細菌染色的能力是推動偶氮磺胺研制的一種動力，但科學家還是認為藥品的顏色與藥效沒有關系。他們認為，使藥品呈現(xiàn)紅色的成分，實際上與藥效是不相關的。真正使藥品起作用的，是它的其他成分，即藥品的染料部分被拿掉之后的殘留部分。從化學上講，這包含一組與胺有關的砜，它叫做對氨基苯磺酰胺（磺胺）。
    這是極為重要的。對氨基苯磺酰胺在1908年就被發(fā)現(xiàn)并被描述出來，是一個化學博士的研究成果。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或者任何其他的人，現(xiàn)在都不能申請它的專利權。如果巴斯德研究所是正確的，那么，他們的觀點不僅與未來相似藥品的研發(fā)相關，而且也意味著生產(chǎn)和銷售對氨基苯磺酰胺是屬于全體國民的權利，而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權利。
    庫勒布魯克繼續(xù)謹慎地檢驗偶氮磺胺的效果。在進一步的實驗中，64個婦女中，她們的死亡率低于5%。在另外一組實驗中，共有100個病人，在這一組中，他使用了偶氮磺胺，也直接使用對氨基苯磺酰胺，8例死亡。在每一組婦女中，他使用了這些新藥中的一種，死亡率要大大低于之前沒有使用這些藥品時的20%多的死亡率。
    為什么庫勒布魯克的滿足感來得這么慢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個周到細致的男人發(fā)現(xiàn)他贊同蘇格蘭醫(yī)生約翰•克萬的觀念。產(chǎn)后熱比肺炎更為致命。這樣，在他對這種新藥的測驗的過程中，他沒有設立一個控制組，即對患有產(chǎn)后熱的婦女故意不給她們使用這種新藥。這在他看來，太殘酷了。
    然而，這給了他另外一種解釋，說明其所見到的進步。在這些新藥被引入的同時，要是鏈球菌同時變得不那么危險了，而是碰巧朝著一個無害的方向演變，那會怎樣呢？這聽起來非常不可能，但是，仍有理由嚴肅地對待它。猩紅熱看起來就是這樣演變的，而猩紅熱也是由同一種鏈球菌引起的?？纯雌渌t(yī)院的記錄，庫勒布魯克認為，很明顯其他醫(yī)院產(chǎn)后熱的死亡率也在降低，在引入這些新的磺胺類藥品之前和引入期間都在降低。同時，也有理由擔心，這些藥品本身也是危險的。庫勒布魯克發(fā)現(xiàn)，使用這類藥物治療的婦女中，很多人都遭受著皮膚顏色改變的困擾。她們的皮膚變得發(fā)灰、發(fā)黑、發(fā)藍——這一跡象伴隨著一些潛在的致命的變化，即血液攜帶氧氣和二氧化碳的能力的變化。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8）

庫勒布魯克完成了兩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他1936年在《柳葉刀》上發(fā)表的系列論文，意味著人們開始將更多贊美的目光投向了磺胺類藥物，這類藥品的普及率提高了。一直困擾他的一些想法也得到了嚴肅的對待。庫勒布魯克設法喚起的不僅是有用的熱情，也有富于創(chuàng)造的懷疑精神。20世紀30年代，觀察磺胺類藥品對產(chǎn)后熱的效果的深度研究在繼續(xù)。所有的結論都是正面的。即便沒有人使用控制組（而是依賴引入磺胺類藥品之前的歷史記錄），這些結論也是很有說服力的這是一個兩難的事兒。庫勒布魯克感覺對如此危險的一種疾病，使用控制組是不道德的。他不愿意承擔拿那些婦女的生命冒險的責任。結果就是，對這種藥品效果的接受是緩慢的。假使庫勒布魯克使用了控制組的話，可能實際上會有更少的女性死于這種疾病。為了避免對少數(shù)人的傷害，庫勒布魯克對多數(shù)人造成了傷害。。
    引入磺胺類藥品的后果是，醫(yī)生們顯而易見地明白了這一點，即一種藥品所需要的那類證明，取決于它所帶來的好處的大小。在產(chǎn)后熱中，以及從1938年起的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中，這些疾病是如此的致命，而藥品是如此的有效，這樣，對藥品療效的認識越來越全面。比較引入某種藥品前后醫(yī)院發(fā)生的情況，可能是可靠的。然而，對于其他的感染，弄清楚磺胺類藥品的效果更難一些。這不僅是因為多數(shù)患有肺炎的人無論怎樣都會痊愈，也因為感染肺炎的比率年年不同、月月不同。確定磺胺類藥品對這類相對溫和的疾病的治療效果，需要更為精微的方法。在猩紅熱中，醫(yī)生同時使用了控制組，給一些人服用磺胺類藥品，而不給另一些人。這種藥品沒有效果。這是個讓人吃驚的結論。按照邏輯推理，醫(yī)生們認為它們應該是有效的，畢竟猩紅熱跟產(chǎn)后熱是由同一種細菌引起的。盡管如此，它們看起來根本沒有效果。邏輯和推理被證明跟實驗不匹配。
    在睹馬克和庫勒布魯克的工作之前，在英國每500個嬰兒的出生就會導致一個媽媽的死亡。了解到疾病有時是由醫(yī)護人員的手傳播的這一點以后，死亡率有所降低，但降低的幅度不顯著。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跟80年前持平。到了1940年，在偶氮磺胺出現(xiàn)之后，死亡率降低到1/2000。
    法國人關于偶氮磺胺的紅顏色與它的藥效無關的觀點被證明是正確的。對氨基苯磺酰胺是這種化合物中具有抗菌性的部分。法本工業(yè)聯(lián)合集團很幸運，有足夠多的醫(yī)生無視這一事實，這使得該公司以染料為基礎的藥品有著高額的利潤。他們似乎是把關注點放在了偶氮磺胺的名字上，而不是它的藥效上。他們選擇處方偶氮磺胺，而不選擇對氨基苯磺酰胺，恰恰如同他們以前處方乙醯胺苯而不是乙酰苯胺一樣同樣的選擇偏好存在于今天的市場上。例如，異丁苯丙酸（布洛芬）片劑，在藥店的柜臺上都可以買到，而且價格要比同一類的大品牌便宜得多。。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9）

    與此同時，睹馬克還讓自己使用該藥品。1935年12月早些時候，他六歲的女兒希爾德加德在制作圣誕節(jié)裝飾品時，因為在給針穿線的時候需要幫助，她拿著針線下樓找媽媽。她跌倒了，當時她拿針拿得很小心，就像孩子們被教給的那樣，針尖的一端向下并遠離她。她跌得很重，盡管扎進她的手掌的是帶有針眼兒的較鈍的一端，但針還是扎進了骨頭，并在里面一折兩半。
    在照了X光以后，外科醫(yī)生取出了斷針。第二天，希爾德加德開始發(fā)燒，在針扎進去的地方開始出現(xiàn)膿腫。盡管采用了外科手術中的引導流法處理膿汁，但感染還是嚴重了。感染從手掌蔓延到胳膊。她處于一種敗血病的休克狀態(tài)——她的血壓急劇下降到很低，這是細菌毒素作用的后果——她神智昏迷了。為了保住她的生命，外科醫(yī)生們談到了要將她的胳膊切下。她的血液樣本中出現(xiàn)了鏈球菌。她徹底地要死了。
    在獲得了照看她的醫(yī)生的同意之后，睹馬克給他的女兒使用了偶氮磺胺，把藥片放在她的嘴里，看著她把它們咽下。她的康復是快速的，用當時的標準來看，完全就是不可思議的。到圣誕節(jié)的時候，她回到了家里，健健康康的。
    格哈得•睹馬克獲得的獎賞是1939年的諾貝爾獎。他的獲獎是在希特勒禁止德國人去拿這項獎的四年之后。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了卡爾•范•奧西埃茨基，這是一個批判納粹的和平運動者。這激怒了希特勒。1938年，奧西埃茨基死在了集中營中，他的死對于取消這一禁令沒有任何作用。當睹馬克小心翼翼地感謝授予他諾貝爾獎，感謝評委會的時候，他還說他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接受它，這在德國官方的眼中是太文雅的說法了。睹馬克被蓋世太保帶走。在監(jiān)獄里關了一段時間以后，他被釋放了。在去德國做報告的旅途中，他聽到波茨坦火車站的大喇叭里呼叫自己的名字。蓋世太保再次等著他，并且告訴他這兒不能作報告。蓋世太保給他一封拒絕諾貝爾獎的信，他簽了字。
    睹馬克最終在1947年收獲了自己的獎項。那個時候，按照諾貝爾基金會的規(guī)則，獎金已經(jīng)喪失了。但無論如何，睹馬克接受了獎項。14.青霉素的發(fā)現(xiàn)與應用
    磺胺類藥物開始發(fā)揮重要作用，這種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它類似于我們追憶往事時想起的那類意外事件，比如，用金雞納樹樹皮代替秘魯香膠樹樹皮來治療瘧疾，再如，尊敬的斯通牧師，選擇利用柳樹來退燒，而理由就是這種樹長在沼澤地。在這兩個較古老的例子中，一個判斷錯誤的理論靠好運氣帶來了令人愉快的結果。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10）

埃爾利希和睹馬克則做了不同的事情。他們對染料的研究指引著他們產(chǎn)生了這樣的想法，即一種化合物可能會針對不同的有機體產(chǎn)生選擇性毒性。以染料為開端是明智的，這不僅因為染料已經(jīng)被證明能夠進入細菌和特定類型的細胞中，也因為它們的可視性屬性使得對它們進行觀察相對容易。實際上，抗生素的研發(fā)只依賴兩件事：其一是人們能夠正確地構思它們，其二是為了將它們挑出來，需要一個能夠放在那兒甄別大量分子的系統(tǒng)。偶氮磺胺紅，全然是靠運氣，它起作用與否和它是不是紅色沒有必然聯(lián)系。
    有一大群科學家工作在睹馬克的實驗室里面，他們試驗著一種又一種的化合物，以挽救那些被他們故意弄病的、弄感染的動物。從17世紀科學的思想剛一萌芽算起，這似乎像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不是這樣的。弗朗西斯•培根，在預測未來時，預見到科學不只是精英的事情，科學“不是一條某個人在某一時刻可以通過的道路……而是一條這樣的道路，即勞動者和工人（特別是在經(jīng)驗的搜集方面）在這當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他們的力量先是分散的，接下來結合到一起。只有到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了解勞動者和工人的力量。”在發(fā)現(xiàn)抗生素的背后，是公眾的努力，而不是任何人個人的靈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陸軍中尉亞歷山大•弗萊明在法國待了一段時間。弗萊明試圖弄明白，為什么戰(zhàn)爭中人們受的傷總是經(jīng)常惡化。用消毒水浸泡過的紗布，在布爾戰(zhàn)爭中對英國人如此有效，但在佛蘭德斯這個地方看起來卻沒有什么作用。弗萊明發(fā)現(xiàn)，在西線受的傷，都更污穢一些。泥濘加上高速運行的武器，使得污垢進入到負傷的士兵身體上，再者，正如弗萊明所展示的，用殺菌劑來沖洗傷口造成的傷害多于帶來的益處?？雌饋硎呛侠淼姆椒▽嶋H上卻使事情更糟。殺菌劑殺死了傷口處的大量細菌，但它們同時也殺死了人體自身的細胞，而傷員需要依靠這些細胞的愈合能力。如果不首先放到實踐中進行非常好的實驗，即便是最新的抗菌技術，也會讓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1928年夏天，在倫敦工作期間，弗萊明開始用霉菌來做實驗。在那個時期，他的興趣集中在溶菌酶上，這是在鼻分泌物或者人體的其他流質中發(fā)現(xiàn)的一組酶。它能夠溶解細菌。葡萄狀球菌是人類中常見的一種細菌，溶菌酶對它沒有作用，但是霉菌對它有作用。
    這并不是什么奇異的、令人吃驚的發(fā)現(xiàn)，甚至不是一個讓人特別感興趣的發(fā)現(xiàn)。霉菌的殺菌能力，在1876年就曾被約翰•廷德爾描述過。他在觀察一塊兒羊肉的腐爛過程時，注意到上面生長的細菌被霉菌全部殺死。像弗萊明一樣，廷德爾知道他觀察的是一種叫做青霉（盤尼西林）的霉菌的作用。廷德爾寫道：“在每個案例中，在霉菌厚并且連貫的地方，細菌死掉了，或者變成休眠狀態(tài)。”

13.抗生素的應用與納粹恐怖下的諾貝爾獎（11）

這使得青霉菌在概念上跟石炭酸、漂白劑或者其他的防腐劑沒有區(qū)別。弗萊明的官方傳記作者記錄了所發(fā)生的事情的本質，解釋了弗萊明發(fā)現(xiàn)了一種看起來能殺死細菌的霉菌：“可能是那種霉菌產(chǎn)生了一種對葡萄狀球菌有害的酸——這不是什么罕見的事情”。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一篇關于青霉菌的屬性的更令人吃驚的說明在1897年已經(jīng)出現(xiàn)。法國一個叫歐內斯特•杜徹森的人，提交了一篇博士論文，參加有關微生物的競賽，那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競賽。杜徹森提交的論文是一篇杰出的作品。杜徹森聲稱，已經(jīng)有證據(jù)表明注射他的青霉菌能安全地治愈感染了傷寒癥的動物。不幸的是，杜徹森的結論遭到了巴斯德研究所的反對，他的觀點沒有產(chǎn)生影響，關于他的方法現(xiàn)在可能還不確定。他的注射是否真的起作用，也不得而知。然而，他對其密切接觸的東西的理解是沒錯的。“直到現(xiàn)在，重大的競賽的研究問題只是為高級動物或者植物準備的”，他寫道：
    人們并非沒有興趣看一看，在無限小的生物這個層次上，這種生存之爭是否也存在，也不是沒有興趣看一看它提供的概念對病理學或者治療學是否有用。細菌在疾病起源中的角色，現(xiàn)在已經(jīng)為我們所知了：我們知道，它們不僅產(chǎn)生疾病，還能治療疾病，或者通過被它們殺過菌的器皿，或者通過它們分泌出的東西。